后   记

《与老祖宗聊天》的书稿托付当代世界出版社后，我的心中仍然忐忑不安。作为华夏第一名相管仲的后裔，虽然从小就对这位老祖宗怀有无限的敬仰之情，但从来不敢奢望有一天能写一写作为春秋名相的老祖宗，因为无论是我的学识还是阅历，要来研究管子的思想，是万万不敢想象的，更何况要与之“聊天”，那简直是大逆不道或冒天下之大不韪了。但是，管子之思想，博大而精深，弘扬管子思想，任重而道远。作为管子的子孙，研究管子，传承管子的思想却又适逢其时，责无旁贷。我想，编写出版《与老祖宗聊天》一书，毕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她必将为我国的社会全面发展注入丰厚的文化内涵。

   管仲已离开我们2000多年了，今天在管仲的家乡安徽省颍上县及管仲陵地山东省淄博市都相继成立了“管子研究会”，对管仲一生留下的博大精深的思想进行探索再探索。在北京中华世纪坛首批安放的40位中华名人雕像中，管仲排名第一，其次是老子、孔子、孙子、屈原等等。由此可知，在中国历史排名上，还没有人能够超越管仲，这位百科精通式的国学大师级人物，其创下的许多学科已成为一座高山不可逾越。当代著名学者钱钟书洋洋洒洒所著的百万字《管锥篇》，就是受管仲留下的思想而产生的巨著。还有更多的历史学家正在执著地研究管仲及《管子》一书。

  今年8月3日的晚上，当本书即将出版前，我踏上了拜祖的行程，来到了山东省淄博市管仲纪念馆。在他建功立业之地齐国故都淄博牛山脚下，后人投巨资为他修建了占地面积20万平方米的管仲纪念馆。纪念馆以管仲墓为依托，以《管子》思想为基础，以管仲的生平为脉络设计修建，整个建筑气势恢宏，被誉为北方的布达拉宫。8月4日早上六时二十六分，我到达了管仲纪念馆，此时，太阳和月亮同时高悬太空。日月同辉！仿佛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鼓励着我。在纪念馆门前广场上耸立的7.5米高管仲花岗岩雕像前，我心潮起伏，不能控制自己的激动心情。面对老祖宗的雕像，我行了跪拜大礼，完成了我心中多年的夙愿。  

   当我即将离开管仲纪念馆时，在我的老祖宗那高大的雕像前，我仰望着塑像，看到老祖宗左手紧握宝剑，右手拿着书简，目光远视。我仿佛踏入了前尘往事，跨越2000多年的时光隧道，我的老祖宗管夷吾由春秋战国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及至元明清，经历了2000多年的动乱和平稳，它站在历史的起点上，将各个朝代的文化断裂带牢牢地衔接起来。他的思想打破了生命的界限，已成为人类思想史上的重要脉络，使其精神以理性的思维扩散并传之永久。我静静地倾听夏日微风中传来的声音，那既来自遥远年代又来自身旁的声音，令我感受到某种神秘的魅力。风儿，你是否能将我的召唤，带给曾经英雄一世的老祖宗呢？保佑您的子孙吧！我的令世人敬仰的老祖宗，您是否能感受到您的子孙深情的呼唤？！

   本书能够得以顺利出版，首先要感谢当代世界出版社、特别是王颖编辑。她拨冗裁杂，加班加点审阅本稿，使本书得以顺利出版。同时，我还要感谢我的乡兄、出版家姜正成先生为本书出版所作的不懈努力，如果这本书能够为读者所喜爱，他们的贡献，远比作为作者的我要多得多。

   在本书创作过程中，还得到了山东省淄博市管仲纪念馆馆长王砚平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同时，非常感谢安徽省管子研究会秘书长龚武先生在百忙中为本书作序，龚主任是著名的管子研究专家，能够得到他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此书在编撰过程中，参阅和借鉴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有关论著和研究成果，并多次与研究管子方面的专家进行切磋交流，获得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恳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管 捷  

                                                                  2007年8月9日于北京昌平

  在白玉兰花含苞待放的时节，应安徽省管子研究会领导的邀请，我踏上了不同寻常的寻根之旅，来到了被誉为淮河明珠、华夏第一名相管仲的故里——安徽省颍上县。

   从阜阳到颍上，一个小时的路程，在接我的车上，与管子研究会秘书长龚武兄聊得非常投机。与龚武兄相识，源自我的拙作《与老祖宗聊天》一书。当此书创作完成时，我很希望得到管子研究专家的指教，从茫茫人海中我得到了龚武兄的信息并与他进行联系。也许因为老祖宗的原因，我们很投缘。在我的要求下，龚武兄为《与老祖宗聊天》一书作序并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

  一进颍上县城，宽阔平坦的道路两边白玉兰花正迎风怒放，阵阵清香扑面而来，使我的心情不禁为之一振，旅途的疲劳顿时烟消云散。

   此次来颍上，主要是圆我魂牵梦绕的寻根之梦。《与老祖宗聊天》一书出版后，得到了全国许多朋友的支持，因而到老祖宗管仲的家乡看看成为我的一个心愿。春节前，颍上县政协常务副主席解家选、政协文史委主任龚武到我的工作所在地北京昌平访问我后，来颍上拜祖和看望朋友的心情更加迫切了。于是，星期五晚上，我匆匆踏上了南下的火车。

   到颍上，在解家选主席、龚武主任的陪同下，我首站拜祭了管鲍祠。

   管鲍祠位于颍上县城管仲商贸城内，是后人为祭祀春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经济学家管仲和鲍叔牙而建造的纪念性建造物，祠内供管仲和鲍叔牙牌位。始建于明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由当时县令、明代文学家、戏剧作家屠隆所修建，并作《管鲍祠碑记》以记其事。管鲍祠曾多次毁于战乱和火灾，1986年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批准管鲍祠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同年10月，安徽省和颍上县两级政府拨款重修管鲍祠。

  进入管鲍祠，院西侧有管仲衣冠冢，即“管仲墩”。墩前树碑两方，一书“管仲父墓”，为明万历十六年钦差颍州等处兵备、河南按察司副使杨芳所题；一书“呜呼大政治家颍上管子之墓”，是民国15年（1926年）县知事倪焕奎立。我默立在管仲衣冠冢前，合掌于胸前并三鞠躬。晨风中，墓园肃穆而安静，几株翠柏点缀，不知名的鸟儿在树上啼鸣，使祠内有了盎然的生机。　

  沿院内甬道向前，过几处花坛，便来到管鲍祠正厅。祠门上方书“管鲍祠”三个金色大字，正殿高悬“挚交千古”额匾，正厅门口有幅楹联：佐霸肇开新政局，分金饶见故人情——出自颍上人、曾任上海市副市长宋日昌之手笔。

   殿内另一副楹联为：相齐桓公一匡天下，友鲍叔牙万古高风。正殿厢房东西通道各修一孔圆门，东曰“荐贤门”，西曰“分金园”。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颍上县开发修筑管仲商贸城，进一步整合旅游文化资源。围绕管鲍祠，并以管鲍祠为核心，规划建成全县商贸、旅游、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大型建筑群落。管鲍祠作为颍上县最重要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遗迹，在园内占据着独特的位置，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人文功能，吸引着无数前来参观凭吊的旅游观光者。

   厅堂内矗立着管仲、鲍叔牙比肩而立的塑像，这两位大政治家神情庄重，目光炯炯。我凝视着祠堂内管鲍的塑像，不禁遐想联翩。齐桓公当年的霸业，早已灰飞烟灭，只可寻迹于史书中，而管仲虽逝世2600多年，其思想却穿越漫漫时空，影响了中国的每一个朝代，乃至于映照于今世。巨人的生命虽然有限，其精神的伟力却无可估量！《管子》一书，博大精深，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法律、伦理道德、自然科学、农业生产等诸多学科，堪称百科全书式的巨著。管仲以礼、义、廉、耻为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德治国”，并且把精神文明建设提到关系国家存亡的高度，而“仓禀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句名言，即是我们今天常说的“精神文明建设要以物质文明为基础”。仅凭上述提法，管仲就要比幻想靠穷折腾实现某种主义的人高出不知多少倍，并且证明其治国方略、思想论点，至今仍为人沿用。

   管仲治国的方略，可为学者政要所研究、所借鉴，而鲍叔牙交友荐贤的高风，则可为官者所学习。鲍叔牙宽厚博大的心胸，以及对朋友的宽容、体谅与理解，可为天下交友者之榜样。

从管鲍祠出来，我们便直奔颍上的又一标志性建筑——管仲广场。建筑面积约1万多平方米的管仲广场位于颍上县城西北，102省道南侧。广场南侧矗立着高大的管仲铜像，铜像被青松翠柏所环抱。在老祖宗的铜像前，我三鞠躬并默默祈祷：愿老祖宗保佑天下苍生平安幸福，愿和谐社会万古长存！

   下午，我们驱车来到管仲的出生地——管谷村，继续我的寻根之旅。管谷，位于颍上县城北约10公里，颍河右岸的河湾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管仲夷吾者，颍上人也”。在这里流传着很多管仲与鲍叔牙的故事。管谷村所在的建颍乡许乡长早已在路口等候着我们，他带着我们一行来到了管谷村。一到村里的小学校门口，10多位村里的老人便迎接出来，我与他们一一握手并合掌致意。落座后，村里的彭书记向我们介绍了管谷村的基本情况。老人们提起管仲的故事，对管仲与鲍叔牙这两位千古名人都怀有深深的敬意。在管台遗址、颍河湾边，我的心情格外激动：我的老祖宗管仲和鲍叔牙从眼前的这片热土上走出去，开创了齐国的百年伟业，使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故乡的人民世世代代地铭记着他们，并以勤劳的双手建设自己的故乡，以故乡的繁荣富强来实现着管仲与鲍叔牙的期望！

   第二天，我们来到了迪沟生态旅游风景区参观。迪沟生态旅游风景区位于县城东北部，景区由文化广场、生态园、竹音寺三个景区组成，面积3.8平方公里，有“淮北绿色明珠”“城镇环保典范”之美誉，是自然景观与城镇建设相互融贯的综合性生态旅游度假胜地。已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级风景名胜区。

   我怀着虔诚的心境进入了竹音寺。竹音寺是别具一格的徽派建筑群，占地600亩，建筑面积8200余平方米。寺庙规模宏大，布局严谨，是安徽全省最大的寺院之一。竹音寺匾额由赵朴初题写。竹音寺以大雄宝殿为轴心，前有天王殿，左右各建有关公殿、娘娘殿、观音堂、济公殿、文殊殿、普贤殿、三圣殿、五百罗汉堂等；放生池、金水桥与公园的亭 榭 、廊、桥、岛相互映衬。

   竹音寺内竹林青翠，曲径通幽。大觉桥下，流水波碧，数千尾金鱼游弋其中，击掌投食，竞相抛头露腮，引人入胜。步入大雄宝殿，瞻释迦牟尼神像。殿前地下罗汉堂，五百尊罗汉情态各异，栩栩如生。因其皆为上等樟木所雕，香沁心脾，遐思无限。与寺内大师谈人生因果未来，现在想来，仍然在脑海里回荡。

   出迪沟，车行东南，入八里河风景区，但见水天一色，碧波万顷。忽地想起岳阳楼记中所述，浩浩荡荡，横无际涯，此则八里河之大观也。据了解，八里河实际上是颍上县南部沿淮东接颍河、西连第三湖等水系的一个湖泊，东西长15公里，南北宽超过1公里，承接480多平方公里来水，常年水面1.5万亩左右，饵料资源丰富，是一方天然优质水产基地。1996年，当地政府修建了一个占地3000亩，由世界风光、锦绣中华、鸟语林、游乐场等景点组成、设施齐全的园区展现在八里河畔。烟波浩淼的湖水、高耸挺拔的镇河塔、气势恢宏的太阳桥、风姿绰约的镇风阁、魅力独具的游乐场以及连心桥、度假村，中西建筑交相辉映，风光秀丽，宛如仙境，景色如诗如画，让人流连忘返。

   八里河风景区不仅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而且盛产武昌鱼、厥鱼、银鱼、甲鱼、鳗鱼等30多种水产品，有36科136种鸟类、水禽栖息，是皖北重要的珍稀水产生产基地、省级自然保护区。

   中午，在八里河大酒店我品尝了丰盛的鱼宴，让我大饱口福。

   两天的行程可谓来去匆匆， 回望身后远去的颍上，盛开的玉兰花从我的视线中漫漫地淡去，我轻轻闭上眼睛，漫漫地感受着玉兰花留给我的馨香……                    

                                                                           2007年春分时节于北京昌平

         管捷新书《与老祖宗聊天》

             携手管仲辨析人生智慧

本报讯（记者魏晓颜）日前，青年作家管捷的新著《与老祖宗聊天》由当代世界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本书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观念，作者管捷以其特有的“管家家族”的身份，历经六年的潜心研究，以管仲第113代孙与老祖宗聊天的形式，深刻品析了管仲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独特的理念，从一种清新的角度诠释了旧知中新的智慧。

书中含括了管仲故居一些特有的景观照片，皆为作者亲临实地并拍摄，安徽颍上管子研究会秘书长龚武及著名作家若木都对该书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寻找“与老祖宗聊天”的 感觉 

                    ——读管捷新作《与老祖宗聊天》

   管子文化的通俗化读本究竟怎么搞？一直是管子研究的一个课题。《管子》是学术经典，是古代百科全书，管仲堪为古今政治的立法者，《管子》实为中外治国的圣经。这么高古而阳春白雪的东西，怎么才能让它走向大众，变成今天人类文明的思想武器？准确而通俗的解说，精华而有趣的阐释，始终是横亘在世人面前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人在世界上做好任何一件事，都谈何容易行何难。笔耕之事自然难上加难。写一本通俗有趣揭示管子学说魅力的书，没有学识不行，没有能力不行，有了这二者，没有感情冲动也不行。所以，青年作家管捷“三才”俱备开了一个新生面，别出心裁奉献出一部《与老祖宗聊天》，也是管学研究学术上的一桩盛世、幸事。

《与老祖宗聊天》全书构思创意很新。由于作者管捷与管仲是同宗亲缘关系，给人一种先贤与今人同在，历史和现实共生，传统文化和时尚思潮，冷兵器的刀光剑影和热兵器时代的战火硝烟，经典文献和商业文化，大师事功和凡人小事，风云际会和家长里短……时空界限消融、天地间融汇一炉的感觉。这种写法看似讨巧，其实材料很难摆布，而且史论结合，主题框架所限，量和质需要平衡，全书体例务必高度一致，实在要冒很大的风险——不啻形式上，更要内容上古今中外融会贯通。写智慧的书，对作者的智慧就是一层考验。关键在“融”、在“通”。倘若不能“融”而“通”之，则就可能很难得到读者的“通融”了。

  好在作者遍览群书，博闻强记，又是精于报告文学写作的大手笔，长期徜徉于新闻采集的前沿和文学畅想的天空，善于叙说故事，又能体会事物的感性细节，于洞悉社会各个行当和人生励志的写法驾轻就熟，自然行文谋篇，立意高远，逻辑明白，例子现成，信手拈来，涉笔成趣，文字清新，文采飞扬，寓教于乐，极具知识性、哲理性和可读性。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作者以非文史学者的身分，却对《管子》书钻研苦读，回到2700年前，寻找“与老祖宗聊天”的感觉。众所周知，《管子》书是古典经典中的经典，卷帙浩瀚，文辞简古深奥，所述说对象早已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中，加之版本学传播学上的原因，使《管子》书的释读注疏瑕瑜互见，这就更加容易发生阅读鱼鲁亥豕的现象。此外管子学说也是中国儒文化主导时代硕果仅存的主要“异说”的代表，汉代就荣列被“罢黜”之列。管子后又被定位是“诸子百家”之法家的始祖，后法者的罪名他老人家自然少不了要多多分享，而法家的名声在一般儒士书生的眼中总一直是背负着“红字”的，故此历代诋毁曲解而声名显赫者不乏其人。重量级历史人物身后总起争议，世风所致，陈陈相因，管仲、《管子》被边缘或被束之高阁或被供之庙堂，就渐成一种见怪不怪的常态。以致近现当代，诸多大师级人物对管子却是一无所知，而今天，当专业学者或机构研究《管子》尚觉形格势禁势单力薄之际，管捷作为一个私人阅读者，涉足管学，扒罗剔抉，寻根钩沉，含英嚼华，举一反三，韦编三绝而成新书，其困难可想而知，其意志不可谓不坚韧，其精神委实可钦可嘉。

  我与管捷素昧平生，他供职于皇城根之北京昌平，我蛰居淮河之滨的安徽颍上。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今生认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千古名相管子给我们俩搭起了一座缘分的桥梁。因为职务关系，我近年改行从事政协文史工作，兼顾管子研究会日常工作。大约一个月前，一天，我收到管捷邮寄来他的一本报告文学新作和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按照他留下的通联，给他打了第一个电话。当他自报家门确证“我是管捷”之后，时空的隔阂消失了，刹那间，感觉出我们不仅是老乡，而且是朋友了。

  颍上是管子的故乡。颍上的管子研究会或许由于得天独厚，或许缘于独此一家，近年做出了一些成绩，县里接连举办了两届管仲文化节，我们也接连办了两届管子文化研讨会，出了一些书刊，产生了一点影响。但这些仍不足以让我与管捷结识，尽管我们一直想从管仲的后裔中寻找一个合适代言人，借以扶循管仲生命之根的延续，填补上管子文化作为地域文化研究的一项空白。关键的媒介也许是互联网，管捷就是从那里淘出了颍上管研及我个人的信讯。管捷的“横空出世”，无论对我，还是对颍上管研工作都是一个惊喜。

  更大的惊喜是，现在管捷的新著《与老祖宗聊天》即将面世。管捷还表示“一定要为管子的家乡，从而也是为自己的家乡做一点事情”，他正在积极运作一个中国作家近期赴颍采风活动，并希望活动成果集成一书，于2008年颍上第三届管节上搞个出版首发式。管节，管节，管节引来了管捷，这难道是天缘巧合吗？

  现在管捷又发来了《与老祖宗聊天》电子版书稿，在电话里殷切希望我能为他的这本新书写几句话。自己的资格够不够就不去考虑了，既然受老乡和朋友之托，答应了就写几句吧，于是有了如上粗浅的读后感。是为序。

                                                            龚武  于2007年8月  颍上之野渔斋

                    （作者系安徽省阜阳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颍上管子研究会秘书长）

           第四章  华章溢彩

  2006年，香堂村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全年经济总收入达到1.6亿元，人均收入达到13000元，就业率达到100%。

香堂村人并非只认钱，他们制定标准，欢迎有文化、高素质的文化人来此安家落户，而将那些只有钱，不三不四的人拒之门外。香堂村成了名副其实的文化村。其一，含三大文化群体的新村民云集于香堂村：书画界、演艺界、新闻界成为新村的主要居住人群；其二，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陈式太极武术馆、多功能娱乐厅等成为文化新村开展各类活动的主要文化活动场所；其三，中国评剧院、北京京剧院、北京河北梆子剧团、大厂评剧团以及其他文艺演出团体每年都要在香堂村演出大小各类文艺节目数十场，而更能体现中华古老文化的儒、释、道三大文化在香堂村亦随处可见耀眼的光芒。

香堂文化新村的形成非一朝一日之功，这是张文山书记人格魅力和卓越胆识的积累和具体体现，是他及时响应党中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伟大号召的实际行动。在这方面，张文山具有一般人没有的见识。早在1995年，他就提出要把香堂村建设成为一个“文化新村”，这充分体现了张文山敏锐的洞察力，他远见卓识、思维敏捷、意识超前，不得不让人佩服。

香堂村志有这样的记载：

香堂村位于北京昌平东北燕山之麓，三面环山，一面临水，距区政府12公里。村域面积14.2平方公里，聚落占地70万平方米，村民600余户，1900口人。村中有地3000余亩，其中粮田700亩，山坡地1200亩，1500亩标准化果园，明代建村。据载，香堂村曾有一座寺庙，明正统三年建，四年落成，赐额圣恩禅寺，翰林院编修刘升撰碑记：村内有朱三太爷坟，坟前建有慈善堂，朱氏家族每逢清明要到祠堂焚香祭祖。香堂原为祭祀之所，后演变为村名，朱姓占总户数的70%。由此记载可以看出，香堂村有着悠久的历史，也有着璀璨的文化底蕴。

香堂村文化经过了数十代人的传承，显示出巨大的生命力。各界名人进香堂，使香堂的名字在北京更响亮。自1995年起，香堂的全称改为香堂文化新村。

从名人进香堂村那天起，张文山就构想，香堂村将来给外人展示的应该是文化。用文化包装香堂村，用文化建设香堂村，吸引游人来观光旅游，是香堂村的优势，是香堂村的特色，也是香堂村的出路。

眼下落成于香堂文化新村的文化景点有这样几处：东方书画研究院、陈式太极武术馆、圣恩禅寺、香堂公园、香堂影剧院、香堂敬老院等。除了影剧院，其他景点都在一条街上，而且都在马路北面，乘上香堂自己的观光旅游电瓶车，会让你一览无余。

在这里，我不想用白描的手法，去描述香堂的自然天赋之美与人工创造美，那样会显得很匠气。重要的是，香堂之美，是无法用笔墨去描述的，最美的东西，需要用心去仔细揣摩。

满堂书画

在本书的一开始，我就说香堂村不像农村，并不是单指它的经济发展情况。说实话，香堂村在全国的农村中，绝对不是最富有的，包括在北京地区，也有不少村子比香堂村富有。但就其文化氛围与品位而论，恐怕别的村庄就不好比了。重要的是香堂村的文化有自己的特色、具备一定的质量。

张文山算不上文化人，但他在京城里却有着一大批文化界的朋友。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接触文化名人多了，时间久了，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也接受了一些熏陶。张文山平常喜欢演奏民族乐器，这些年里，没事也能在宣纸上挥两笔，是写是画，都像那么回事儿。香堂村委员会大门上方的“香堂村”三个字、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大门上的匾额就是他亲笔题写的。当我第一次见到张文山题的那几个字，还真愣住了。笔墨酣畅，有气有神，章法独到，俊秀飘逸，明显还有启功大师的味道。我一夸奖，张文山赶紧说：“你是行家，你是行家，其实我就是随便写的。”

第一次进入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我的第一感觉是始料不及。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书画研究院的门脸仿造了颐和园，是传统的雕梁画栋，跟相邻的陈式太极武术馆、敬老院保持着协调的建筑风格，显得古朴、典雅、别致。

进入书画院的大门，左边是村史展览室，要想了解香堂村的发展奋斗历程和所得到的荣誉、以及有那些领导来过香堂村，那么村史展览室是必看的地方。在香堂村村史展览室展厅，这里记录了香堂村的点点滴滴。

“香堂美景谁不见，今世功名胜前人”；“旧香堂靠天吃饭，新香堂勤劳致富”……几幅极具特色的对联精确而凝练，尽显香堂村的发展历史。当然最醒目的还数那句“为人民服务”，香堂村的领导班子一直以此为口号，全心全意为香堂村的老百姓谋福利。参观完村史展览室后，你对香堂村的过去就有了大概的了解。

到了院里，迎面是高大的影背，是李问汉撰文、黄绍勋书丹的 “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兴建记”。门两旁是郁郁葱葱的翠竹，让人禁不住精神为之一振，设计者大概是想体现文化人那种“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思想境界吧？！进入院内，两侧是书画展厅，展厅分三个，里面陈列着近百名著名书画家的作品，都是中国书画界的大腕儿，其中有些大腕儿为我所熟识。

我有幸看到了，在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的500多幅作品中，书法作品有楷书、篆书、隶书、草书、行书。绘画作品大部分是中国画，或花鸟，或山水，或人物，或写生，或写意，风格不同，流派各异。中央美术学院原副院长、现为《美术》杂志主编叶毓中教授的《唐诗新韵》、《夏亦奇》；清华大学教授王乃壮的两幅花鸟；北京画院创作室主任李问汉的《人在画中游》、《激流奋进》、《小小柳叶舟》；阿老的《南亚之舞》、《鱼乐图》；官布的《燕山金秋》以及著名画家张仃的一幅《怀山堂》篆书牌匾，都是精品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香堂书画研究院的艺术品位。

这么多大腕儿把自己的精品留给香堂书画研究院，可见香堂村的人气之旺。

这是个带走廊跨院、雕梁画栋式的仿古大四合院，正院匾额上是我国著名书画家张仃先生的篆刻“怀山堂”，小院古朴、幽静、典雅，古色古香，真是书画家追求风雅的好去处。正面是一个书画室，室内摆着五张大书画桌，桌上铺着画毡，放着笔墨纸砚文房四宝，是书画家们理想的创作环境。想必那些大书画家们身临其境之后，一定会才思泉涌，灵感倍增。

穿过大画室，后面是二层小楼，这是供书画家们下榻的。小楼截成了8个大套间，房间的设施都是按着星级宾馆的标准配置的，我曾在那里休息过，确实很舒服。

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共占地3.8亩，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大小32个房间，共投资600多万元。我在北京也去过几家书画研究院，但有的硬件建设根本比不上香堂书画研究院。

东方书画研究院可以说是香堂村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奇葩，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香堂村的文化品位。

如今，香堂村富裕了，而村领导首先考虑群众的利益，以民为本，心系群众。村里从1995年到2006年，全村用于村政改造与建设投资达1481万元。改善老百姓的生活、教育、文化设施，村民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得到了更多的实惠。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不忘解决失地农民的利益和生活保障。在土地问题上，香堂村老百姓都得到了合理的补助款，让老百姓真正无后顾之忧。此外，有三分之二的村民迁入了五正三厢三合院或136平米大三居楼房；全村老人、残疾人、老干部每月有160-450元不等的生活补贴；村内有私家车260多辆。2005年，香堂村上缴国家税金900万元，2006年，上缴国家税金1053万元。实现人均纯收入13000元。

他们没有唱高调，他们没有食言，他们更没有拿老百姓的信任作赌注，相反，他们当初的承诺都做到了。多年来，张文山书记和村领导班子不忘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带领香堂村群众求真务实，因地制宜，找到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适应山区发展的致富之路。

当然，他们的辛劳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认可，最重要的是得到了香堂村老百姓的认可。在这里，我看到了大量的荣誉证书及奖杯。我随手抄写了几个：

2005年3月，由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环境保护局、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联合颁发的北京郊区“生态文明村”荣誉称号；

2005年5月，由昌平区依法治区领导小组办公室、昌平区司法局、昌平区民政局联合颁发的北京市昌平区“民主法治示范村” 荣誉称号；

2005年11月，由首都社会治安综合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联合颁发的“科技创安示范社区” 荣誉称号；

2006年2月，由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农村工作委员会、北京市人事局联合颁发的京郊农村自主创业“先进村” 荣誉称号。

……

没有成果，哪来的荣誉？一个从穷山村发展成为家喻户晓的文化村，并在农村建立书画研究院，据我所知，除了香堂村，中国农村还没有第二家。

当我徜徉在香堂村村史展览室的展厅时，恰巧遇到了一批大学生。看着他们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香堂村数不尽的荣誉证书及奖杯，我不禁走上前去：“请问一下，你们是哪个大学的，是第一次来香堂村吗？”

“我们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研究生院的学生，是第一次来香堂村。”那位同学高兴地回答道。

“那你们怎么选择来香堂村参观呢？”想着这或许会是最好的写作题材，于是我接着问道。

“你问我们的党支部书记吧，我们一块儿来的。”那位同学有点儿害羞，说罢就去找她的书记了。

据他们的党支部书记吴丹介绍，他们是北京信息科技大学05级的研究生，来此是为了做一个“京郊新农村考察”的活动。其实，他们开始并没有选择香堂村，而是计划去另外一个地方。但是当他们从网上看到了北京素有“南有韩村河，北有香堂村”的报道后，当即改变了原先的计划。因为韩村河他们去过了，所以想到香堂村来看看。

当他们来到香堂村，看到香堂村的一切，特别是看了香堂村的村史时，他们不约而同地感叹道：“香堂村太让人震憾了！”

从他们欣喜的笑容里，从他们惊讶的赞叹声里，从他们闪个不停的相机里，我们读到了香堂村的成功。

刚刚与这些大学生道别，又来了一位香堂村的“老” 人，他就是原香堂村党总支副书记张世龙，如今在镇里工作，担任旅游公司总经理。老朋友相见，分外客气。当我说明来意，请他以“走出香堂村来看香堂”的话题讲两句时，他立即露出了喜悦的笑容。因为在香堂村工作多年，因为亲身感受过香堂村的辉煌，所以他马上答应了。

“虽然我现在不在香堂村工作了，但是我还是会时刻关注香堂村的发展变化的，因为我也是香堂村的一分子。这两年，镇上也经常组织干部出外考察，我也见了不少成功的范例，但总的来说还是香堂村最好。虽然别人成功的地方也值得我们学习，但那并不是重点，重要的是每次考察回来，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香堂村也有很多值得别人借鉴的地方，比如说张书记的工作作风，那是他人所不能及的。他对我们严厉那是有目共睹的，而我就是因为在香堂村养成了良好的工作作风，所以才有了得以提升的机会。”

他走出去了，离开了香堂村，如今，他又领着朋友们来参观香堂村了。他和朋友们来看香堂村的老百姓的生活，来看香堂村的张书记，来看香堂村的文化建设。在这个充满文化气息的地方“巧”遇到他，不能不说是我们的缘分。因为我的创作提纲中已经把他作为采访重点，就这一点，我就真正感受到香堂村的“灵气”，更应了香堂村是一个文化村的“文气”。

东方书画研究院是香堂村文化的制高点，于是我忍不住想说：风景这边独好，来吧！朋友！

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于2001年开始建设。

2001年1月13日，在香堂村北一片荒凉的土地上，积雪还未化尽，被凛冽的寒风吹起，在空中飘舞着，用铁管撑起的“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奠基仪式”的条幅几次被风刮落，而又重新拉起。

中国慈善总会会长阎明复等领导同志和书画界的有关人士参加了这一前途未卜的奠基仪式。而谁也没有想到，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的建成，竟成为香堂文化新村的标志性建筑。

萌动创建书画研究院的初衷，是由于一批书画界人士在香堂村聚居，在李问汉、苏平及段振武等人的搓合下，张文山决定兴建这座人们并不真正了解它究竟能给农村带来什么、之后成为文化村经典的建筑。

占地3.8亩，建筑面积2500平方米，四个展厅，六套豪华客房，一个可同时十人作画的创作室，组成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的格局。由于建筑风格仿建颐和园、故宫等古建筑群的古典风格，雕梁画栋，长廊回环往复，再配之名家书写的楹联、匾额，一派浓郁的文化景象展现于世人面前，人们很难将它与农村的概念相联。

书画研究院于4月1日正式开工，当年10月1日前，包括数十间房屋及长廊的油漆彩画、展厅、客房、创作室的内装修，同时完工。

2003年1月12日，中国慈善总会阎明复会长再次来到香堂村，在村委会张文山书记的办公室没坐几分钟，就提出要去书画研究院看一看，因为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是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文联、东方慈善书画院的北京分院，对这座书画研究院的建成，阎会长格外关注。

阎明复会长清楚地记得，一年前这里还是坑坑洼洼的山坡地。那一天刮着六、七级大风，地上的大雪还没有化尽，被风一刮，把地上的积雪卷入天空，搅得周天寒彻，混沌苍茫，使得坑坑洼洼的山坡更加荒凉。就在那一天，张文山向阎明复会长做出承诺：一年后，东方书画研究院一定会如期完工。

阎明复看了书画研究院的建筑，看了香堂村史，看了各个展厅，不住地点头：“真是奇迹，奇迹！”

临别前，阎明复会长感慨地说：“全国要是有成千上万个张文山这样的农村党支部书记，中国农村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这次阎明复再次来到书画研究院，面对张文山书记，阎会长实在感到不可思议。如此快的建设速度，如此高的文化品位的仿古建筑，“你真了不起！”阎会长不住地夸赞张文山。

这座投资近600万元的书画研究院，当时引起很多人的疑虑，包括香堂村的领导层，都认为在农村办书画院有点离谱，谁能欣赏这些高不可攀的艺术呢？况且村内领导中无一人懂得书画，光凭别人说如何如何好，自己没一丁点儿书画艺术细胞。而当两年之后，外界到香堂村参观的人群无不认为书画研究院是香堂村经典的时候，香堂村人方醒悟到它的确为香堂村创造了无形的效益。

从2001年10月28日起，到2006年11月10日，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共组织了不同层次、不同规模的笔会近40场，收集书画作品共计500余幅。

这些作品中有齐白石大师的《葡萄蜜蜂扇面》，有李苦禅的《高瞻远瞩》图，有傅石霜的《牡丹》，任率英的《钟馗》，齐良迟的《虾蟹图》，周元亮的《江南图》，白雪石的《千山叠峰》，孙菊生的两幅《猫》，韦江凡的《马》。书法作品中有启功先生、沈鹏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刘炳森先生以及李铎先生等大家的作品。

由王妞子组织的第一次笔会，参加者有原北京画院副院长官布，有清朝皇室家族成员爱新觉罗·毓桓，任教于中央工艺美院的刘力上，曾参加过首都人民英雄纪念碑工程的雕刻家徐柏涛。几天后，11月2日，王妞子再次组织笔会，参加者有阿老、张世简、陈大章、康雍、爱新觉罗·毓峨。

2001年11月3日，李问汉组织了第三次笔会。参加者有中央美院副院长、《美术》杂志主编、中国美协理事叶毓中，清华大学美术系教授王乃壮，中央民族大学美术系教授李魁正，新疆美术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龚建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副教授武漫宜，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教授、绘画基础课教研室副主任庄寿红，中国美协第六届理事会理事朱理存，桂林画院院长张复兴，四川画院马振声等。

2001年12月1日，再次由李问汉组织笔会，参加者有北京画院花鸟画创作室主任王庆升，《人民美术出版社》美术编辑室主任刘汝阳，宁夏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胡正伟，中央美院国画家花鸟画室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赵宁安，天津美术学院教授、中央民族大学文艺研究所教授傅以新，北京画院创作室主任庄小雷，还有蒋志鑫、李海涛、金连经、刘文华等人。

2001年12月14日，王妞子组织了有刘心安、刘雪涛、美籍华人画家和芝圃、京剧表演艺术家吴素秋以及钱枫琪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1年12月16日，由王界山组织了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艺术局、中国美协第五、第六届理事的李翔，著名作家、画家、诗人韩静霆，中国美协第六届理事孔紫，中国华侨画院院长张清智，以及王阔海、朝鸿、王界山、贺困林、李呈修、王玉玺、陈玉林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1月26日，李问汉组织了有徐悲鸿纪念馆副馆长赵东晖，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享受政府津贴的郭大有，以及孙永舜、段振武、寒夫、赵普、周智慧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5月9日，田福会组织了有陈立英、张玉清、衣惠春、宗华、贾耀民、晋则夫、赵忠红、傅世芳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6月7日，林江东组织了有北京画院创作室主任于培东、刘铭、邓剑、朱革成、杜渊、刘国辰、李俊君、吕成禧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7月5日，平谷县企业家协会组织了有李文新、傅有叶、刘玉楼、傅洵、杨志谦、蔡云、阎仲仁、徐可、赵鸿月、杨得中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9月9日，由张清智组织了有张志仲、傅世芳、王玉玺、周智慧、崔续庚、张玉清、石澍、赵疆、于鸿林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10月7日，由葛岩组织了有贾耀民、王岳冈、蓝国生、邵宁宁、赵世成、张秀珍、傅世芳、许锦、赵鸿月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1O月15日，黄衍组织了有北京画院高级美术师宇文洲，北京美协理事穆永瑞，北京日报社美编庞希泉，以及万盘根、张绍基、王梦湖、马德春、蔡云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11月9日，杨文乾组织了有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秦永龙，首都师范大学书法教育者张问印、叶培贵以及钱宗飞、刘生展、卢武澄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2年11月16日，由首都师范大学书法博士、硕士生导师叶培贵组织的有我国著名教育家、戏剧家、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以及他的7个书法博士弟子来到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作为教育家，欧阳中石先生培养出我国第一批书法博士生，作为戏剧家中石先生乃中国京剧四大须生奚啸伯入室弟子，作为书法家欧阳中石先生乃是久已闻名的大家。对于香堂文化新村，欧阳中石先生除给予高度评价外，两幅书法作品足以让香堂村人自豪与欣慰。一幅为“堂满文馨”，意喻香堂村充满了浓郁的文化气息，一幅为“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将李白《送友人》的这句诗作为香堂村优美环境的概括。

2002年12月16日，由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张有清组织的有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全国政协常委刘炳森先生一行六人来到香堂村，其中有北京书协秘书长田伯平、以及谷溪、程振国、李连修等人。

2003年1月11日，“大地画派”六位画家再到香堂，除每人完成各自的作品外，还为香堂村共同创作了一幅丈二《赏梅图》。六位画家是王界山、张清智、敬庭尧、王阔海、李呈修、朝鸿。其中王界山、敬庭尧为北京美术家协会理事。

2003年7月25日，崔续庚组织了有书画家王祥之，原辽宁画院院长赵华胜，以及孙文铎、陈克永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3年8月11日，著名表演艺术家、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员蓝天野，以及东光明、贺伯英等人到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参加笔会。

2003年9月7日，柳妍组织了有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五届理事会秘书长李中贵，中国美协理事、北京美协名誉副主席郑叔方，白雪石大师之子白启哲，中国楹联协会会长孟繁锦，北京美协副秘书长贺成才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3年9月26日，柳妍组织了有北京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秘书长，中国美协理事傅家宝，北京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孙志均、杜大恺，以及苗培红、郑山麓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3年11月22日，柳妍组织了有天津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美协理事杜滋龄，首都师范大学美术系教授杜希贤，北京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李有来，著名画家郑克明，以及许向群等人参加的笔会。

2006年7月25日,著名书画家郑克明、孙菊生来到香堂东方书画院，挥豪泼墨，献艺、献画。

截止到2006年4月10日，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除有组织地举办笔会外，还分别到启功先生、沈鹏先生、白雪石先生等以及其他一些大师家中求得书画精品。

参加过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1940年到延安，任鲁迅文学艺术院美术系教员，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1949年参加第一届全国文代会，被选为中国文联委员、全国美协常委，中国美协第一、第二、第三届常务理事。如此耀眼的艺术阅历，在《中国美协会员辞典》上介绍文字仅次于国画大师齐白石的版画家、93岁高龄的力群老先生竟然居住于香堂文化新村。获悉此信息是在中国美协秘书长李中贵先生到香堂村参加笔会的时候，他说已经连续二三年到香堂村看望老先生了。而此前，香堂人根本不了解力群是谁，声望之大更是无人知晓。今天，当香堂人已然确知老先生在中国美术界的地位时，对这位国宝级人物“我辈当极力保护之”。

在香堂村像力群老先生不善张扬、隐姓埋名的名人很多。有的用妻子或孩子的姓名登记，因此，到现在香堂文化新村究竟有多少书画家在此居住，实难全部掌握。与力群老先生一样，上一届北京美术家协会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理事王复羊先生也在香堂文化新村某小区内居住。这些艺术家无论艺术造诣，还是个人在书画界的声望均非等闲之辈，然而他们是那样的谦虚，把自己视为一般的普通人士，着实令人敬佩。

宋代大词人、书画名家苏东坡的第45代孙苏平老先生也在香堂文化新村居住。苏平老师从6岁习书，今年已是76岁高龄，其书法真、草、隶、篆四体样样精通出色。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秦永龙、首都师范大学书法研究者张同印等专家对苏先生的字评价甚高，为香堂村陈式太极武术馆书写的六尺大字一“武”一“道”浑厚有力，一字一瓶多墨汁一口气写完，足见其几十年的功力之深。苏老师义务为香堂村的各处场所书写了许多作品，而从不收取一分润笔费。他说，作为一名香堂村荣誉村民，就要无私地为香堂村做奉献。

在香堂文化新村三区有一位老将军，对苏平的书法佩服至极，一说起苏老的字他便滔滔不绝。他本身就是个书法爱好者，其老师的水平也相当高。然而，他认为苏老师的字更胜一筹，尤其是行书，完全是苏老溶合了古代一些书法大家的精华而独具一格。而当说起有些人认为苏老的字过于古板时，这位老将军认为，当今世人缺乏的正是这种严谨的治书精神，中国书法的各种传说，都表明功夫永远是人们倡导的，不管是哪一时代。就像有的评论家谈齐白石的字，如果把白石老人的字用放大镜放大数倍，你会发现他的功夫如刀刻一般，正所谓：力透纸背。

中国美协权威性的杂志《美术》2003年第八期的封面，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家副主任（主任为刘大为）袁武的人物画。其中《笔生大象绘心路》一文介绍了年青军旅画家袁武其人其画，说他的画：“给人一种黄钟大吕，力透纸背的大家气象。”赞袁武：“是一位学者型画家，交谈中他对哲学、文学、史学无不涉猎。”

袁武在香堂文化新村三区居住，这个区被人们称作画家区，特别是军旅画家居多，他为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画的一幅《观鹅图》时常有人在画前驻足品评。王羲之爱鹅的典故，在民间久已传颂，而袁武把羲之对鹅的痴情描绘得逼真形象。在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还有一幅王羲之的《兰亭序》，人们时常把这两件作品一并加以品评，是香堂人对艺术和历史的感悟，不枉“香堂文化新村”之名。

如果说袁武戴着一副眼镜颇有文化人、艺术家的气质，那么，李翔简直与香堂村的老农民难分，尤其是着便装的时候。而军旅画家李翔在军界、画界的人品、画品都是让人竖大拇指的。负责全军美术工作，凡让他参加一些书会活动必以贵宾相待，而时常找不到他的影子，即便参加也是在边上不起眼之处。这位40岁刚出头已是第五、第六两届理事的青年才俊，生活中平易程度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他就住在香堂文化新村三区。

在香堂文化新村，还居住着中国工笔画协会副会长、秘书长王天盛，首都师范大学美术教授贾克德，中国华侨画院院长张清智，北京美协理事王界山，在日本一所知名大学教学的朝鸿，以及宗华、晋则夫、王妞子、杨文乾等书画家。油画家有石良、刘野等人。

北京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能够在一个不起眼的小山村形成令人瞩目的规格，应当感谢北京画院创作室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李问汉先生。假使不是李先生为书画院请来一批批很有声望的书画家，难以想象无人懂得这门艺术的香堂人会把它办成什么样。从奠基请全国慈善会会长阎明复，到画院建成后的布展、选画框都是在李先生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在书画院的建筑、构造方面，胡爽庵的学生——书画家王墨臣与张文山书记数次奔走于北京颐和园、故宫以及各类仿古建筑群，使香堂书画院成为一个独具特色的艺术殿堂。

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起码在画家圈子里已有一定的名气，其品位愈来愈高。过去是花钱，（600万元的建设费用，400多万元的藏画费用），今后是挣钱。首先，是组织不同类型的书画展览，现藏画中，有山水、有人物、有工笔、有写意，书法作品集大家、名家之众，其品类之多可开展单项展。其次是搞个人画展，几个现代化标准展厅可布展画作百余幅，创作室除一个大厅外，客房中有两间亦可作为画室进行专项的艺术研究，探寻书画艺术的真谛。

圣恩禅寺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冬日里，我们来到了赫赫有名的“圣恩禅寺”。

话说“先有谭柘寺，后有北京城”。那么对于香堂村来说，就是“先有圣恩寺，后有香堂村”了。

香堂，之所以以其命名，就是因为它四面环寺，东西南北都有庙，尤其是“圣恩禅寺”，每到四月初八、每月的初一、十五方圆数十里的香客均到此拜佛烧香。

据悉，香堂的东庙叫报恩寺，西庙叫“圣恩禅寺”，北庙是最晚被毁弃的，在香堂四十几岁以上的人都见到过北庙，人们印象最深的是它院内的一株柏树，按粗细尺码在二三百年以上。西庙“圣恩禅寺”影响最大，东庙“报恩寺”规模最大。而史志上记载的只有被百姓称作西庙的 “圣恩禅寺”。

据《钦定日下旧闻》记载：“圣恩禅寺在昌平的崔村。明正统四年建寺碑，翰林院编修刘升撰，中书舍人赵昂书，景泰三年立石。刘升圣恩禅寺碑略，圣恩禅寺在昌平崔村北宝峰下，其地四山环寺，东至大独山，南至南阿坡，西至钓鱼坡，北至将军陀。长陵伸订监人监郁林午九十有四卒，监丞阮包等以其遗钱管建经始于正统三年十月，明年十一落成。”

又据《光绪顺大府志》记载：“圣恩禅寺在崔村，明正统三年建，四年落成，赐额圣恩禅寺，翰林院编修刘升撰碑记。其地四山环寺，东至大独山，南至南阿坡，西至钓鱼坡，北至将军陀。龙象庄严，钟呗清朗，一邑中胜概也。”

明朝正统三年为1438年，正统年的皇帝为朱祁镇。这座庙总共工期为13个月，按当时的施工能量，其规模不算很大。香堂七八十岁的老人印象中的“圣恩禅寺”，大概是一座山门，一个大肚弥勒佛殿和一座大殿。其实老百姓看到的这座寺庙已不是明正统三年的原貌，而是清朝时重新恢复的，要找到的其他史实上可以证实。

说到圣恩禅寺，不得不提到两块年代久远的残碑

2004年4月3日，农历2月14日，村内农民家中发现一块残碑，但不知上面的内容是什么。村领导张世龙前往观之，甚为惊讶。此碑乃清朝道光年间重修“圣恩禅寺”时的石碑。整个碑较为完整，只是中间部分有被人砸坏的迹象，中间一些字脱落。

这块碑的失而复得，有一段小插曲。收藏这块碑的村民叫朱克忠，一次与家人在村内寻找一块可做猪槽子的石头，在填坑的洼处发现了这块石碑。朱克忠与妻子、儿子和儿媳套上自家的骡子车，决定把它拉回去自用。石碑很重，四个人抬起一头往车上放，四次好不容易抬上去又四次滑了下来。朱克忠说此时心里有点发毛，怕是这块碑有灵性吧！连忙双手合十，嘴里唠叨了一阵，再往上搬，上去了，就这样这块石碑跟他回了家。既然是一块有灵性的石头，哪里还敢做猪槽子，就把它埋在自己的院外，从而避免了石碑的丢失。收藏保护石碑有功，村委会奖励了朱克忠1000元钱。

当我仔细观看这块碑时，才发现碑的正面右侧清晰地写着四个大字“重修文引”。中间部分写着“道光六年岁次丙戍□月吉日兴功重修”。左边一排字是：“第□□（从残字可看出半个“柒”字）代主持僧心明印”。正文部分有的地方脱落（被人砸坏）：“……圣恩宝寺自建造以来重修不一……保佑居民使水旱不遗于园林，阴庇四方……兹者虽正殿尚新，而重殿垣墙以及山□□漏滩塌不入目……”

在碑上还记载着朱氏家族的成员，刻着朱文公、朱承金、朱守良、朱士发等十余人的名字，这与香堂朱氏家族家谱中的四辈人完全对应，“近久承守，文上建立”洽是中间四辈。

石碑的后面，记录着周边方圆数十里村民的情况，其中有芹城、兴寿、下苑村、泥洼村、台下村、东营、狮子营等二三十个村子的信众名单。和我一同来的一位老昌平的朋友说：“你们快看，还有我们的村呢！”

刻这块石碑的石匠为山西“太原府石作匠人，李复阳、赵云庆、李多阳、李清远”四人。左侧刻有：香堂村领化信女朱门闫氏、朱门孟氏、朱门石氏、鲁门张氏、王门徐氏、朱门张氏、朱门张氏、张门贾氏。

如果说，清朝的这块石碑已经证明了香堂的“圣恩禅寺”重修的历史事实的话，那么，已距现在550多年明朝的残碑在第二天又被寻到，更属不易。

4月4日下午，当在一片刚刚拆完的废墟中寻找其他碑石时，朱立伯夫人贯志杰告知某某人家房后有两块带字的石头，前去一看，更是大为惊喜。尽管上面残留的字已很少，但几个篆书雕刻的大字：“敕赐圣恩禅寺”清楚地显现着。在这块石碑的最左侧刻着“大明景泰三年岁次壬申三月”的字样，右侧第二行刻着“长陵神宫监大功德生左监丞阮包”的字样。中间部分刻着：“开山主持觉海，第二代主持性露，第三代主持性敬。”也就是说从正统三年1438年到景泰三年1452年的十四年间，这里有过三代主持。

两块残碑的出现，对于了解“圣恩禅寺”提供了大量的史料，同时也增加了香堂恢复寺庙，弘扬佛教文化的信心。尤其让人欣慰的是，明景泰三年这块碑，距今已历经552年的风风雨雨，值此香堂人欲重建古寺庙时悄然现身，其个中原由，权当是天意吧！

2002年10月20日，为还原“龙象庄严，钟呗清朗”的圣景，体现香堂久远的历史文化，“圣恩禅寺”奠基仪式在这一天举行，众多佛教界人士与来自五台山92岁高龄的仁祥大师参加了奠基仪式。

复建的“圣恩禅寺”占地面积大约为26000平方米，建筑面积为20000平方米。建筑项目包括：大雄宝殿、天王殿、东配殿、两配殿，西侧为鼓楼，东侧为钟楼，最前面有山门。在大雄宝殿的后面还将建一个观音殿和一个藏经阁，寺庙东侧建居士林，放生池的山上修建放生台等配套设施。

其建筑风格以明代、清代的建筑形式为基础,建筑物结合南方派的精巧与北方的雄浑。主殿基本是北方风格，艺术长廊选择南方的小巧别致。

放生池是一个古典与现代相融合的产物，两叠瀑布舒缓而下，既可让人们观其水流之美景，又不破坏寺庙的静谧气氛。池的中央，靠山门的部位是一个大的莲花圆盆，中间设置一个喷泉，莲花盆的两侧，一边7个小喷泉共十四个与之相应成趣。白天为白色水柱，夜晚为彩色喷泉。在瀑布与喷泉中间增设德国进口巧若拙套喷雾系统，定时可喷出浓浓的烟雾，让人仿佛进入仙境一般。放生池的周围是一排排垂柳，两株垂柳当中是供人们闲坐的石凳。池中还将堆放两座相连相依的假山，山峰露出水面，山上植被丰富，有绿草、有盆景、有小树。

景区建筑按《清工做法》的规则精心设计而施工。其一，木材用料。木材选用的菲律宾红松，这种木材以其软中带硬不易变形而见长，大约3000多元一立方米，其余的选用上好的章松和彬木，从建殿至今仅木材大约用了近一万立方米。其二，石材用料，各种石材是寺庙又一项主料，除起保护作用的护栏、道与道之间的甬路、放生池等需用大量的石材，至今已用去12000多立方米的石料，到竣工仍需一定数量的石材。其三，油漆彩画用料。法国进口的“巴黎绿”，每一桶漆以前是9800元，到了2004年涨到1万多元一桶。油漆彩画中，为使寺庙呈现金碧辉煌的气势，目前已用金铂2000000张，铜铂1000000张。其四，殿中诸佛像。大雄宝殿中的三尊佛像，用黄铜铸造而成，高4.5米，重达5吨，每尊佛外贴库金6000张；天王殿中的弥勒佛，用红铜锻造而成，高3.3米，外用7000张库金贴饰。其他如四大菩萨、千手观音、八大护法、四大天王、韦佗像、十八罗汉、哼哈二将、禅祖达摩、武财神关公等均采用玻璃钢铸造而成。钟楼上的铜钟高2米，重2吨，用黄铜铸造而成。

在寺庙的南侧，与放生池相连的是一个前面建石牌楼、票房，中间为近10米宽的步行街道，西侧是38间商品房，东侧是170米长的艺术长廊。艺术长廊内将把我国一些书法大师的作品用石刻方式刻出，镶嵌于长廊内侧的墙上。它展示了我国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沈鹏先生、欧阳中石先生、刘炳森先生、李铎先生等名家的作品，约计三十余块。最值得一提的是，这里的音乐或活泼明快，或缠绵哀婉，节奏、情绪变化丰富，让人感到山的灵秀、景的瑰丽也难掩这晨钟暮鼓、木鱼铙磬。同行的一位朋友不禁感叹道：“身在此院中，心中无一物。”

是啊！这里是天下最清静的地方，是人类的永乐之所。

“在这里，一切烦恼都没有了，一切外在的事物仿佛都是不存在的。”

“好景，好音乐，好建筑群，好领导班子，香堂村不愧为人间天堂。”

“我现在真有种在天堂漫步的感觉。”听到这里的佛音，大家都忍不住大发感慨……

复建的“圣恩禅寺”耗时三年，资金约计5000多万元，而这么大的投入，没向国家贷一分钱款。

对“圣恩禅寺”的牌匾由谁来写一直没有着落，张文山曾设想过几个写匾额的人选，但都不甚理想，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刘炳森先生的前来让他欣喜备至。对于题写匾额，刘炳森先生的价位一般3万到4万元一个字。但当刘炳森先生听说张文山书记在香堂正在恢复寺庙，竖起拇指说：“你功德无量。”随后，刘先生收住正在闲谈时的杂乱心绪，愣了一会儿，让服务员换一盆干净的清水，将两手在水中稍做净泡，用纸巾擦干手上的水，虔诚地写下了今天我们看到的隶书大匾“圣恩禅寺”。

对于刘炳森先生，香堂村人除了记住他为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院留下的墨宝，更应该牢记刘先生作为佛家弟子，在奉献于佛教事业上的真切举动。

在社会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在香堂人的共同努力下，“圣恩禅寺”于2005年阴历四月初八举行了落成典礼，而这一天正好是佛祖释伽牟尼的生日。

圣恩禅寺的重建，张文山恢复的不仅仅是20000多平方米的建筑群，不只是一座古寺，也不完全是佛弟子们一个供奉佛祖的场所，应当说，他恢复的是香堂后辈人的美好生活，确是功德无量。

徘徊于圣恩禅寺牌匾之下，我想复建圣恩禅寺香堂人的理由应该不仅仅是一座寺庙，寺庙能成为精神的寄托，但它改变不了人们的生活。香堂人追求的是“龙象庄严，钟呗清朗”的圣景，它体现的是香堂人久远的历史文化感。香堂人追求历史其实就是追求一种厚重，就是追求一种发展的底蕴，因为有了历史人活着就多了份自信，因为有了历史你就多了一面发展的镜子，圣恩禅寺就是香堂人新的激励。

陈式太极

在香堂村，与东方书画研究院相邻的，是“陈式太极武术馆”。

陈式太极与道家的理念相通，因此，在馆内有一个“武”字，一个“道”字。“道”字的下面是老子《道德经》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字样。

该馆是在陈式太极第十八代传人、中国武术百杰之一的冯志强先生的倡导下，在香堂村党总支书记也是冯先生亲收的弟子张文山的大力支持下，于2002年建成的。该馆的正厅是师傅接待贵宾的地方，高档红木座椅，挂匾条案摆放在中央，一进来，就感觉一股威严之气迎面扑来。侧厅为弟子们习武的场所，南房为武术爱好者交流的地方，院中可同时容纳百余人练拳。

冯志强先生深蒙太极一代宗师陈发科先生的器重与喜爱，得到这位“拳圣的真传”，之后又得被日本武术界誉为“拳神”的大师胡耀贞先生的亲授，得“心意六合拳”精髓，由此自创“陈氏心意混元太极拳”。更难能可贵的是，冯先生摈弃过去拳术不外传、不传女之陋习，不仅在国内广泛传授，同时赴北美、欧洲以及亚洲各地传授武术这一中华传统文化之瑰宝。徒弟中，有女儿冯秀倩等一大批女弟子，且水平很高。

2003年5月1日，来自于美国、日本、韩国、土耳其等国家的武术爱好者齐聚香堂“陈式太极武术馆”，在冯先生的精心指导下，习练一天。这些外来武士因得大师真传，习武极度兴奋。

作为陈式太极的掌门人，冯志强先生愿意在香堂村这块风水宝地上传授拳艺，以弘扬博大精深的中华武术文化。

颐养天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种敬老爱幼亘古未变的美德，成为中国人历来恪守的道德规范。

在香堂村，老人们当然更是倍受重视的群体，除每月享受着村里发放的补贴，村中有专供老人们娱乐的场所，还投资300余万元修建了具备星级宾馆条件的香堂村养老院。

香堂村养老院，有着舒适的居住环境。新鲜的空气，酷似天然氧吧，一流的护理水平，完备的生活、健体设施，真可谓是老年人康体、娱乐、颐养天年的上好家园。

当我们走上养老院大门的台阶时，几位慈祥的老人正在大门旁晒太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看到我们，他们马上把目光移向院长办公室，对这种情况，他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看来这个养老院办得挺成功的。在村党总支部原副书记刘淑芝的陪同下，我见到了养老院的院长吴艳大姐。

香堂养老院的院长吴艳大姐是一位有着多年临床经验的医生，老家在东北吉林省， 2003年11月她来到香堂村，来之前在一个城市的卫生局从事医疗卫生管理工作。她之所以放弃原来不错的工作，就是因为来香堂村时，被这里浓郁的文化气息吸引了。人好，景好，空气好，一切都好。于是，她决定留下不走了，没想到来了就被任命为养老院院长，她说是张书记看得起她，信任她，所以她要用最好的成绩回报张文山书记，回报香堂村。

在这里，不仅有一流的医疗设备（各种急诊、急救措施一一到位），而且有供老人们娱乐的休闲场所（有麻将桌、台球桌、象棋、跑步机等，可满足不同人的爱好）。饭后，这些老人们就会依据自己的爱好尽情享乐，而且每天都有专业人员为他们体检。全院近40位老人，大多是五保户，这里的一切都是免费的，真正让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当我说明了来意，希望吴院长评价一下张文山书记时，她微笑着说“我挺佩服张书记的，因为我刚来香堂村时，第一感觉就是如同到了德国的生活小区。真的，张书记把香堂村建得太美了，我见的农民企业家也不少，但像张书记这样的神人真是第一次见。既然张书记信任我，那我一定全力以赴……”

她做到了，刚进养老院的大门，我们就被满院窗明几净、花团锦簇的景象迷住了。虽然已经立冬，然而养老院俨然一幅“花开满园春”的图景，穿过花林，面前就是曲径通幽的红毡长廊，两边墙壁上都是社会各界画家的佳作。最吸引人的就是刚入长廊时见到的那几幅名画，细看才发现原来是苏平大师的笔墨。

说起这几幅画的来历，还有一段故事呢。

2003年冬天，苏平的夫人来院里做体检，当时院里谁都不认识她，但还是一如既往、体贴入微地为她检查身体。事后，她被院里工作人员的热情及敬业精神所感动，于是大加赞叹。为了表达对养老院的感激之情，苏平先生决定当场为养老院作画五幅，其中有一幅“天地同春”的画匾，牡丹花、水仙花、梅花竞相开放，绿竹衬托，真乃佳作。还有一幅“寿而康”的字画，祈愿这里的老人们永远健康长寿。

听说院里住着一位98岁高龄的老人，我们都迫不及待地想去看望她老人家。在吴艳院长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98岁高龄的王淑珍老人，她身着红色毛衣，一个绿色的护身佛点缀胸前，红绿相配，煞是好看。

老人端庄地坐在床沿，床上用品整洁而温馨，极像年轻姑娘的闺房。她看到一大群人来似乎有点儿激动，嘴里不住地说：“好啊！好！空气好，条件好！”没想到老人家说话还挺清楚的，于是有人指着吴院长问道：“老人家，你认识她吗？她是谁啊？”老人抬起头来，细看一下马上笑着说：“啊……队长！”这下大家都笑了。王淑珍老人生在战乱年代，那时有生产队，受传统观念影响，只要是领头人都叫队长。考虑到老人家还要休息，我们不便坐太久，于是向她道别。听到我们要走，老人似乎想要站起来送行，我们赶忙劝住了她。

走出老人家的房间，同行的一位朋友说：“你们发现没有，咱们进这些老人们的房间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异味。”

“我一进门就感觉到了，因为我也去过不少的养老院，那里到处充满着老人独有的那种味道，可这里却没有，相反还不时地有一股股的香气。”又有一位朋友身有体会地说道。

“自从我当院长的那一天开始，我就向张书记保证，绝对不会让养老院有异味，如果有一点儿异味，那我这个院长当得就太失败了。”听到我们的赞叹，吴院长欣慰地笑了。

如果说香堂村养老院是颐养天年的人生归宿，那么张文山书记、吴院长就是打造这一人间天堂所在的“福星”。

陪同我采访的刘淑芝书记介绍说，在我们来的前一天，刚好是参加中非合作论坛的国际友人们参观的日子。参观后，中非合作论坛的部长们感叹道：“中国的老人们真幸福啊！”由此可见，香堂村的养老院已成了国际间的赞赏话题。

2006年10月中旬，国务院老干部局组织了170位老干部到这里参观，临离开的时候，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说：“没想到香堂村养老院的环境这么好，这才真是老人们安享晚年的最佳地方啊！”

神品球场

    有人说，高尔夫球是贵族体育，是高官显贵的娱乐、休闲项目。

还有人说，高尔夫不仅是体育，高尔夫球场本身就是一种艺术，是大地艺术，顶级球场一定是上天所赐，非人力可为。

位居香堂村的北京太伟高尔夫球场就是神来之笔，天赐的恩物，是可遇而不可求之地。太伟占具了作为神品高尔夫球场的所有条件，是一座天然的山地球场。一位世界排名在前几位的高尔夫设计大师造访球场后被这神奇的山水陶醉了，久久不愿离开，坦言“这样的机会一生不会拥有太多，甚至没有”。

太伟高尔夫球场拥有差异化和独特的自然资源，它位于北京紫禁城中轴线向北延长线和燕山山脉交汇处，公认的“上风上水，龙脉之地”。球场青山为屏，群峰叠翠，古木夹道，绿浪翻滚，美景天成。球场北有将军坨，南有南阿陂，东有小珠山，西有钓鱼陂，围成一个长梯形状。这里冬暖夏凉，空气清新，整个球场私密、安静、舒展，更像一把高高在上的椅子，安放在燕山脚下，每条球道向北可看到神奇的“京北自然大佛”，挥杆向南可望古都北京，高高在上击球，傲视华北大平原，心胸开阔，王者之风油然而生。太伟高尔夫球场春天山花烂漫，天香染袂；夏天浓荫蔽日，仙雾缭绕；秋天层林尽染，硕果累累；冬天银妆素裹，玉树临风。太伟高尔夫球场不仅拥有优美的四季风光，还占有京北“花果山”的美誉。

太伟高尔夫球场占地面积近2000余亩，货币资金投入达3亿元之多，集居住、商务、娱乐、休闲等设施于一身，拥有锦标赛级18洞高尔夫球场、五星级会所（酒店）、健康山林和采摘园。18洞球场标准杆72杆，总长7010码，落差70余米，是我国北方唯一一座巧夺天工的山地球场。前后半场风格迥异，前半场恰到好处地纵横起伏于山间，险峻丛生，挑战连连；后半场穿梭于茂密的柿子林中，地势缓和，是挑战后的轻松享受。

挥杆归来，太伟会所让您感觉回家般的贴心照顾，让您在舒适惬意的环境中回味挥杆的乐趣。会所下设30套豪华套房、多功能厅、商务中心、中西餐厅、室外烧烤园、高尔夫酒吧、桑拿洗浴、保健按摩、高球专卖店、超市、阅读室、健身房、美容美发室等。完备的设施满足您不同的需求，让您紧张焦躁的都市生活为之舒缓身心、释放心灵，成为大自然的最直接亲近者。

高尔夫球场向北100多公里是植被茂密绵延深远的燕山，雄浑的山脉为球场提供源源不断最新鲜的空气，空气中负氧离子高，空气清新，蓝天碧水，是一座巨大的天然氧吧。作为北京唯一的生态球场，每次到这里打球都是对身心的一次护理，常到这里打球能延年益寿、精力充沛。山脉宛若一尊仰卧的大佛，不仅眉目清晰，整个身躯更是轮廓分明，佛容浑然天成，隐身于青山之中栩栩如生。这尊仰佛被当地村民无意中发现后，目前经过昌平公证处的公证，已正式命名为“京北自然大佛”。

翠华山脉的正北峪就像一尊大佛，头朝东、脚冲西仰天而卧。她整个脸庞的曲线圆润柔和，不仅额头的发迹清晰可辨，深陷的眼窝、高挺的鼻梁、瘦削的下巴犹如真人，就连微张的嘴唇和轻闭的眼睑都酷似是熟睡的人，似乎能让人感受到她轻微的呼吸。当地村民说这尊“大佛”尤其在阴雨天烟雾缭绕间更为逼真。

当地一位姓徐的先生说，他每天漫步在田间小道都会看到这尊“熟睡”的“大佛”，真是越看越像。而高尔夫球场的工作人员说，这尊“大佛”最初是由他们发现：一天清晨五点多钟，工作人员在高尔夫球场第八洞球道拍摄的时候，看到镜头里的山体好像一个人在躺着。在晚上整理图片时，工作人员越发感觉这个山体像躺着的大佛，尤其从八号球洞望去，“大佛”静谧安详，就连“睫毛”都纤微可见。作为 “京北自然大佛”的静心之地，“大佛杯”赛事也由此得名。

在大佛的保佑下，太伟高尔夫球场越来越美了。

上万棵古柿树遍布球场，据专家认定，古柿树的无形资产达到8亿元人民币，茂密和古老的柿树林让年轻的太伟高尔夫球场能和西方几百年的古老球场相媲美，粗壮斑驳的树干、浓密翻飞的枝叶写就旺盛的生命，让击球人忘记时间和空间，古柿树成了太伟高尔夫球场的一宝，价值连城，任何人力难以复制。

高尔夫球场不但拥有差异化资源，更拥有罕见的自然球场地势。任何高尔夫球场的第一设计师都是自然界，太伟的“第一设计师”是世界级和最杰出的设计师，她恩赐给太伟的是一个天然的山地球场，地势纵横起伏，群山叠翠，球道像游龙穿行在山间和树林中，在有限的18洞球场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罕见地貌，前场如武士舞剑冷峻险要，后场如诗人放酒长歌，舒缓流畅。

球道之间距离宽阔，往往是两山夹一道，植被种类丰富茂密，绿色的天然屏障往往让击球者感到天底下只有自己在享受着这无尽美景，美景和挑战交相辉映。成功的顶级人士在这里能找到精神中的对手，太伟高尔夫球场成为中国北方最秀美和最具挑战性的山地球场。

而对于目标群体，太伟高尔夫球场拥有黄金距离和无限潜力的地域价值，世界上最著名和出色的私人高尔夫俱乐部一定建在车程在30到40分钟、风景秀丽、上风上水的郊区，这个距离躲避了城市的喧嚣和污染，又有美丽的风景和清洁的空气，距离适中，是建造高级私人球会的黄金距离，太伟高尔夫球场距离就是高尔夫私人球会的黄金距离。

同时，以太伟高尔夫球场为中心，半径15公里内有80余座顶级豪华别墅群，30000多户社会精英掬起太伟高尔夫球场，太伟高尔夫球场罕见的市场区位价值在中国高尔夫市场无出其右者。太伟高尔夫球场深厚的文化底蕴，是能给人带来好运的地方。

作为球场传统的历史文化，祈财求仕是历史上圣恩禅寺的主旨，仕途通达、财源广茂也是太平盛世成功人士的追求。神形具佳，是艺术的最高境界，作为神品球场的太伟高尔夫球场不但拥有超群的风景，同时太伟人拥有极高的智慧和精神境界，“大佛杯”作为贯穿太伟经营理念一个闪光的宝珠，证明了太伟高层决策者的智慧、气度、眼界，而这种卓越的企业“头脑”赋予了北京太伟球会真正的灵魂，使球场充满活力。

国家经济、北京经济、行业发展、时间、空间、位置、距离、文化、硬件优势、经营决策……太伟高尔夫球场具备了成为神品球场的全部要素。太伟高尔夫球场是神品球场。

更值得关注的是，太伟运动休闲度假村的球场及建筑的设计、施工、监理、经营完全由中国人独立完成。

中国高尔夫球协会、中央电视台、北京太伟铭世高尔夫运动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和IMG国际管理集团，曾在2004年10月23日合作举办了一次大型国际高尔夫赛事——大佛标中国高尔夫精英挑战赛，世界女子排名第一的索伦斯坦、2003年美国名人赛冠军麦克·维尔、中国第一张连伟和韩国高尔夫美女朴芷垠等顶尖高手在北京太伟运动休闲度假村进行了一场逐洞赛，中央电视台对赛事进行了5小时的全程直播。同时提供国际信号，供韩国SBS进行同步直播。这一足以证明其实力的国际赛事，将是在2008年奥运会上争得一席之地的序曲。

作为香堂村西侧的这块宝地，在“太伟”的精心营造下，现在是一个已被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的开发项目。国家领导人曾庆红、李铁映，国家体育总局局长袁伟民的光顾，更使得高尔夫球场身份陡增。与之相配套的一座超豪华型五星级酒店、一座会所使前来休闲度假的宾朋感受自然与运动的完美结合。这个完全按国际高尔夫球场兴建，建筑水平高档，且在一个风水极佳的地势中建造的高尔夫球场，有望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比赛场地或练习场地。到那时，香堂村将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

百姓餐厅

那天早上，村里安排吃早饭，跟着他们进了餐厅，随意找个位置坐下，另外两个朋友去买饭了。这时坐在我对面的朋友说：“香堂村的干部当着真舒服，你看他们的办公室与餐厅离这么近。”

“什么啊！这哪是干部的餐厅，这是老百姓的餐厅，你看这些人像干部吗？”知情的朋友马上纠正我道。

这时，我才细看周围的人，真的！香堂村的老百姓都在这儿吃饭啊！太不可思议了，这时，我才意识到他们都是普通老百姓。有坐在大厅里不紧不慢、津津有味地吃早餐的老人，有吃着玩着的小孩子，更有急急忙忙打包走的年轻人。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香堂村的大部分老百姓现在都不用做饭，每次花上两三块儿钱来这儿吃一顿，不仅节省时间，而且实惠又干净，比自己在家做省事儿多了。”

“香堂村就是新，恐怕老百姓有自己的餐厅，在中国农村还没有第二个吧？真的不敢相信啊！这张文山书记太利害了，不简单啊！”真的从心底佩服他。

“快吃吧！这可是真正的农家饭啊！出了香堂村咱们想吃都吃不到呢！”朋友提醒道。饭桌上有茶叶蛋、包子、花卷、红豆粥、热豆浆……

真正品尝到了农家饭，真正体会到了香堂村人的幸福，真正感受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优越性。在香堂村吃饭，比进高级餐厅吃得都舒服。

吃过饭后，我们又去采访了。

不知不觉到了中午，听他们说还在餐厅吃饭，可把我高兴坏了。到了餐厅，才发现这里高朋满座，一问才知道，这里有人定了40桌酒席。原来在香堂村，请客吃饭都在这里，不过要提前预定。在这里请客吃饭，不仅环境好、价格便宜，最重要的是这里有地地道道的农家饭，吃着香。不仅如此，香堂村还有统一的婚庆场所，哪家要办喜事儿了，就到村里已经布置好的庆祝场所。

找了一个靠窗的桌子，我们谈着吃着。与早餐相比，中餐丰盛多了，荤素结合，我们又吃了个痛快。靠窗而坐，暖暖的阳光照进来，我的乡兄、北京飞熊影视文化发展公司董事长姜正成先生此时诗兴大发，于是即兴赋诗：京郊香堂，赛过苏杭，人杰地灵，无限风光。

著名社会活动家、思想家、诗人若木先生这样评价香堂：早知有香堂，何必去苏杭。欲穷千里目，明天更辉煌。

这饭吃得真饱，而且两首诗又像饭后那杯香郁醇厚的云雾茶，给人感觉就是“茶不醉人人自醉”。

国际讲坛

2006年，中国大事多。

在刚刚闭幕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和近50个非洲国家的领导人共商中非关系的发展大计，规划未来的务实合作，开创了中非关系史上的新纪元。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各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加强国际合作，发展各自优势，实现优势互补和共同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不断进步，人们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次由中国国家计生委和商务部共同举办的国际人口与发展方案管理能力建设高官研讨会，旨在加强中国与各方在人口与社会发展方面的经验交流，并为大家提供一个可以相互学习和借鉴的机会。

支持建立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全球伙伴关系，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进步做出贡献，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人口大国的应尽的职责。通过加强人口与发展领域的南南合作和南北对话，分享经验和知识，有助于促进发展中国家实现国际人发大会目标和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2005年9月，国家主席胡锦涛在联合国发展筹资高级别会议上提出了中国政府援助发展中国家的五项战略措施，其中之一就是在今后3年内为发展中国家培训培养3万名各类人才，帮助有关国家加快能力建设。

国际人口与发展方案管理能力建设高级官员研讨会旨在提供交流、探讨和经验分享的平台，通过介绍和研讨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人口与发展领域所获得的经验和启示，使南南合作国家人口与发展领域的高层管理人员能够在短时间内不仅了解到当前国际上对于南南合作的总体发展态势以及捐助国的援助优先领域，而且能够学到先进的方案管理理念，提高人口与发展方案的综合管理能力，推动南南合作的进展。

对于这项意义重大的国际活动，全国各地的人高兴，北京人高兴，但更高兴的是香堂村人，因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决定把实地考察地点定在香堂村。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居然来一个小山村考察，对于香堂村而言，真是蓬荜生辉啊！于是一接到通知，张文山书记立即开会商议准备工作，经过香堂村各界人士的努力，准备工作快速而高质量地完成了。

2006年11月10日，南非的国家部长级高官、国务院相关部委及北京市人民政府代表等来自40多个国家的50余人来到香堂村，他们重点参观了香堂村的敬老院、幼儿园、镇卫生院以及现代化农业生产基地，后来还入户座谈。这次考察的主要内容是：消除贫困、妇女发展、女童教育、艾滋病预防、生殖健康和计划生育优质服务、青少年生殖健康、养老保障……在考察期间，他们一致认为，任何发展中国家的农村都不能与香堂村的发展相提并论。以张文山为代表的那些为全村人服务、为国家着想的共产党员，对这些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香堂村是代表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范，是香堂人的骄傲，也是中国人的骄傲。考察结束后，各部门代表都对香堂村发展及卫生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的到来是对香堂村的关爱，是对香堂村的信任，更是香堂村的光荣。从这次考察中，我们可以看出国家对香堂村的重视。为什么中央会选择香堂村作为考察点呢？因为香堂村符合一切考察的要求，因为香堂村是文化新村，因为张文山是文化书记，因为香堂村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与人文条件，更因为香堂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典型代表。

加强发展中国家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发展中国家共同繁荣与发展，缩小南北差距，扩大南北对话，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和谐世界，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和立场，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与追求。香堂村作为参与者，承当了一个“国际讲坛”的使者，向世界展示了人类生存发展的方向。

乡间公园

张文山在就职演讲时说的那句话：“北京城里有的，我们香堂要有；北京城里没有的，我们香堂也要有。”不是心血来潮时的信口开河，他是绝对负责任的，连夜里做梦都想着要兑现。那句话，不管香堂村的老百姓当时是否在意，也不管他们事后是否还记得，但张文山一天也没忘记过。

男子汉大丈夫，说话算数，一言既出，驷马难追。

张文山记得小时候进北京城，玩得最开心的就是跟几个同学一起逛颐和园，那里的亭台楼榭、湖光山色、玉带桥以及雕梁画栋的长廊，使他流连忘返。当时他天真地想，要把这美丽的公园搬到香堂村去该有多好呀！

当上村里的党总支部书记之后，他就想过要在村里建一个公园，只是那时候香堂村太穷。打井、修路，改善香堂村的基本设施，比修公园显然要迫切得多。等香堂村有了钱，张文山第一个强烈的想法，就是在村里建一个公园。既然让香堂村变得“城里人有的，香堂要有”，首先香堂村就要有公园，因为一般城市都有公园。既然香堂人的经济条件不比城里人差，文化设施也不应该比城里人差。香堂村的青年男女也应该像城里人一样，在自己的公园里谈恋爱，香堂村的孩子在妈妈怀里抱着的时候就可以在家门口逛公园，香堂村的老年人也可以在自己的公园里，手挽手在夕阳下寻找当年的浪漫与天真。

1993年，张文山就开始筹化建公园的事，他看准了村东边那条见了底的旧河套。这个地势可以利用，在此基础上挖一个人工湖，因为公园里必须有水，而香堂村里没有可利用的洼坑或者水塘，只有那条旧河套可以利用。但挖湖、引水、建桥、铺水泥地面、修亭子等等都要花钱，另外还要占地，张文山粗算了一下，至少需要100多万元。

那时候，香堂村还没有搞房地产开发，也就是说，还没有雄厚的资金用在建公园上。这个方案一提出来，就有人提出不同意见，认为香堂村还不富裕，没有必要建什么公园。还有的人说，逛公园溜马路，那是城里人的事，农民一天到晚忙得脚丫子朝天，没闲工夫，也没那个兴趣。

但说到底，大部分人还是心疼钱，认为这钱花得不值。

张文山认为，香堂村最终要向园林式的村庄发展，而在村内建公园，是第一步。于是，他力排众议，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实践会证明，这钱花得到底值不值。”

2001年，对香堂村来说是大干快上的一年，尤其在文化硬件设施建设上，投入最多，步伐最快。当年，一个深2.5米、面积7000多平方米的人工湖建成了，人工湖的建成，真正完成了香堂村作为风水宝地的事实。堪舆学上讲：“山环水抱必有气”，这是一处生活的绝佳境地，符合人的生活对环境的要求，是一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完美。当年皇帝为求得这样的生活境地，不惜代价在故宫的北面  起了煤山，在南面开凿了金水河。香堂人是有福气的，在人与自然的共处中追求了一种统一，使香堂村的发展后劲不断，也真正让香堂村老百姓过起了江南水乡人的生活。

香堂公园的景点终于“成龙配套”了，小巧的石拱桥横跨湖面，古香古色的水榭与背后的群山相映成趣，湖边杨柳依依，绿地花团锦簇，交织成浑然天成的美丽画图，仿佛成了香堂村的一颗明珠。

2002年春天，香堂公园进行了整修，新添了健身器材15个，吸引了前来健身的游客。暑假，孩子们在大人的带领下可以尽情地在磁砖铺底的露天游泳池里游泳、戏水。一进公园，先入眼帘的是几只小鹿、仙鹤的石雕，它们翘首迎候着每一位游客。松树、绿柳、柿子树环绕着翠华亭，树下的长椅供人们随时歇息。夜晚，老年人穿着统一的服装，伴随着美妙的音乐，在这里集体跳舞。

香堂公园的修建，使香堂人跟城里人的日子又接近了一步。他们更自信、更有理由激情地挥洒自己了。今天，我们再来看香堂公园，树长高了，长大了，草长密了，花开艳了，水变得更清彻了……一切都向好的方面发展着。

自此，到公园里走一走，玩一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吼上两嗓子，再没有人说这钱花得不值了。

更为重要的是，她完美了香堂村的环境，提升了香堂村的品位，是香堂人生活档次的标志之一。

亚洲舞台

一般来说，如果上级来检查文化工作的基本内容是“五有”，即“有场地、有设施、有器材、有队伍、有活动”。前“四有”都是硬件，“有活动”虽然是软件，但却是“前四有”的落脚点。如果落脚点不落在“有活动”上，场地、设施、队伍，都将形同虚设。

张文山是个求真务实的人，再加上他本身就是个农村的文化人，是“队伍”中的骨干力量，再加上建场地、设施，买器材投入了大量资金，张文山绝对不会把它们当摆设。

香堂村在文化建设上还有一个最大的硬件，是居住在文化小区的荣誉村民。这上千户居民，百分之八十的是各界名人，其中有不少是演艺界的名流。他们入住香堂村，不仅促进了香堂村的经济发展，也为香堂村的文化事业带来了繁荣。

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新凤霞、马泰，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袁世海、浩亮、王树芳，河北梆子演员李二娥，话剧演员濮存昕，著名歌唱家李双江、李谷一、马玉涛、董文华等都来过香堂村演出。中国评剧院二团、北京河北梆子剧团、中国京剧院青年团、三河评剧团、大厂评剧团等专业文艺团体，都不止一次来香堂村演出。这些剧团的许多演员都跟张文山是好朋友，也跟香堂村的村民非常熟悉。

香堂村有北京市村级一流的影剧院，先后购置了两台23毫米和两台26毫米的放映机，并安装了环绕立体声。可容纳300多人的影剧院全部铺上了红地毯，并配上了蓝色布艺软座、落地空调。影剧院不仅方便了村民看电影，也让村民们有机会欣赏高品位、高质量的文艺演出。

香堂人不仅亲眼看过国内演艺界名人的演出，还看过外国人的演出，仅2002年，就先后在自己的文化活动中心里，亲眼观看了朝鲜、越南、印度、蒙古等国家艺术团的演出。

2002年10月19日，亚洲文化艺术节开幕式原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10月5日，张文山接到国家文化部演出司一位领导的电话，问他如果把开幕式改在香堂村举行，能不能承担。张文山当即表示，没问题。那位领导跟张文山是好朋友，他多次到香堂村，看过香堂村的影剧院，对香堂村的文化事业很关注。

张文山感到这是展现香堂村的极好机会，香堂村能代替北京人民大会堂当做演出场地，说明香堂村确实有了自己的知名度，有了自己的位置。

张文山让村委会的领导把手头上的工作都停下来，全力以赴投入到迎接开幕式这项工作上来，千方百计高质量地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插彩旗、挂横标、清街道，全村人动员起来，秧歌队扭起来，要把一个崭新的香堂村和精神焕发的香堂人，展现给来自亚洲几十个国家的宾朋。

开幕式搞得十分成功，随同的领导给了香堂人高度的评价。

那一天，香堂人像过年一样，热闹非凡。

香堂人大开眼界，在自己的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多国家的艺术家，还亲眼看了他们的演出，亲自给他们鼓掌，给他们献花，跟他们合影留念。

开幕式结束后，艺术家们参观了香堂村。一边看一边用不同的语言，夸奖着香堂，赞美着香堂。虽然此事已经过去近五年了，然而只要提及，香堂村就似乎总会有说不尽、道不完的自豪。

作家群访

2002年金秋时节，我与鲁迅文学院的朋友聊天时，得知鲁迅文学院举办了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而且是首届。聊着聊着，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请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的这些学员到香堂村来走一走、看一看？因为，我觉得香堂村、特别是张文山书记给我的启发太多了，我不忍心自己独享，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

鲁迅文学院首届全国中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的学员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一共49名。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实力派的作家，在文坛上有一定的知名度，有的还是大腕儿。到香堂村走一走，感受一下香堂村，认识一下香堂村，我觉得对作家们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另外，据我了解，香堂村虽然来过一些名人团体，但并没有作家代表团来过，这么多知名作家到香堂村，对香堂村也是一件幸事。

当我把这个想法跟张文山书记提出来的时候，他很爽快地说：“来吧，我们欢迎。”

有了张文山的这把“尚方宝剑”，往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李宗祥是香堂村的文化人，文章写得很好，发在各报纸、杂志上反映香堂的文章基本上都出自他的手，尤其是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通讯——《燕山之麓翠华山一峰独秀》很有影响。经张书记介绍，我认识了他。他很热心，很尽职。都是写文章的人，见面就有亲切感，说起话来也很投机。我跟他一说这事，他也很感兴趣。

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精心策划。

我在部队和地方搞了十几年文化宣传工作，经常组织一些文化活动，算是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策划这样的活动，应该是小菜一碟的。我想到的是，如何把这次活动搞得有特点、有意义。让香堂村、作家两方面都受益。

我提出了这样一个活动方案：

主题：鲁迅文学院学员深入文化新村，促进作家与农民的沟通和交流。

内容：一、参观香堂村村容村貌、书画研究院、影剧院；

      二、给香堂村村民签名赠书（部分学员作品）；

      三、书画表演（学员中有几位能书会画者）；

      四、与村民一起联欢；

      五、采摘苹果。

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张文山书记的认可，他是个做主官的，抓大放小。具体的事，全权授予李宗祥，我和李宗祥负责抓落实。

香堂村这边定下来了，我通过朋友及时把这个情况向鲁迅文学院的领导做了汇报。原来，他们按照教学计划安排，其中也有社会实践活动。此时，教学部已经定好了一个方案，去房山的韩村河参观。听了香堂村的情况后，常务副院长雷抒雁马上做出了决定，改变计划，去香堂村。去韩村河属于商业性的参观，而香堂村是邀请去的（这样说，更友好一些）。就实际情况看，作家去香堂村，一定要比去韩村河更有意义。

日期定在10月26日，那天是星期六，作家们没课。

早饭后开始登车，两台中巴上的50多个座位很快坐满，大家的情绪都非常高。

车进香堂，作家们开始惊叹：啊！香堂村真美！

此时，天刮起了西北风，不大，但明显感觉有些冷。尤其进了香堂的公园，里边比较空旷，但作家们没喊冷，看来大家都没逛过农村公园，都感到很新鲜。三三两两的，开始照相，没带相机的人开始后悔起来。

原来有些人认为，到乡村去，不会有什么景致好照的，现在看来不是。

作家们参观了陈式太极武术馆，看了东方书画研究院，看了敬老院，参观了村里为村民新建的三合院。

昌平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在镇宣传委员刘晓梅（现为昌平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陪同下，也来到了香堂村，她们是应中央电视台之邀，拍摄一部反映乡村文化生活的电视专题片。由于我和刘晓梅曾经是广播电视局的同事，加之她现在是这个镇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听说我们搞这个活动，专程跑来采访拍摄。

昌平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问我，这个班有哪些知名作家？

我告诉她，学员当中，有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冯牧文学奖获得者、老舍文学奖获得者，“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奖获得者。他们的作品经常在全国各大刊物上发表、转载，有的拍成了电影、电视连续剧等，在读者和观众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这时，作家关仁山过来了，我忙把他介绍给主持人，这就是在文坛上很有影响的河北“三驾马车”之一的关仁山。他创作的长篇小说《天高地厚》是作为向“十六大”献礼的重要作品之一。

主持人马上去采访关仁山。

接着她们又采访了部队著名作家柳建伟。柳建伟创作的电视剧《突出重围》和电影《惊涛骇浪》影响很大。

电视台的主持人问作家们：“你们为什么要选择香堂村作为社会实践的第一课？”

其实，吸引大家来的，不仅仅是香堂村的经济发展与繁荣，而是她的文化特色，那种保留着乡村古老淳朴记忆和都市现代文明的品位特征，是香堂村特有的灵气和人气，当然还有一个了不起的党总支部张文山书记……

进了党员活动室的时候，香堂村的100多名党员早已在里边等候。大家陆续进了会场，香堂村的新老党员们眼神里流露出山里人特有的热情与友好。

张文山书记走下主席台，跟大家一一握手。

张文山在开场白中说，今天，是我们香堂村的大喜日子。全国这么多知名作家到香堂村来，是我们香堂村人的骄傲，说明我们香堂村很有人气。你们到香堂村走一走、看一看，了解一下改革开放之后的香堂村，了解一下勤劳朴实的香堂人。我想，你们一定会找到灵感，找到创作素材。

张文山向作家们介绍了香堂村的创业史，介绍了香堂村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概况。之后，张文山说，说实话，我们香堂村现在还远远没有达到小康水平，我们的目标还没有实现，在建设发展香堂村中，我们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你们是大文化人，智商比我们农村人高，更比我高，希望你们多给我们香堂村指点迷津。另外，我这人爱看电视剧，但不客气地说，现在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很少，就是有，也很假，跟我们农民的距离很大。我盼着在座的作家们能够写出真正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来。

张文山的话还没有讲完，作家们就报以热烈的掌声。大概作家们极少有机会，坐在下面听一个陌生的农村干部讲话，大家一直被张文山书记的讲话感染着，我从中进一步感受到张文山书记的人格魅力。

然后，张文山说，希望你们常到香堂村来，把香堂村当作深入农村生活的基地。不论什么时候来，香堂村人民都真诚地欢迎你们！

张文山很会煽情，作家们再一次热烈鼓掌。

最后，张文山说，今天，我们香堂村的全体党员要与你们这些文化人共进午餐。

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著名诗人雷抒雁说：香堂村作为燕山脚下的一个半山区乡村，能有今天在房地产、果树种植、特别是文化建设上的成绩，使其物质生活上不逊于城里，精神生活方面甚至赶超城里，实在是难能可贵。超前的文化意识，浓厚的文化氛围，带动了香堂村人思想的进步，推动其不断发展进步，尤其是香堂村以文化带动产业的发展在全市乃至全国都属前列，让今天来的作家们感触颇深，相信香堂村定能激发起青年作家们的创作灵感，从而奉献给读者更多更好的反映农村题材的作品。

到了香堂村文化活动中心，才知道香堂村还有一个可以容纳近千人的歌舞厅。据李宗祥介绍，里边的灯光、音响设备，都是进口的。每逢过年过节，香堂村人都要在这里组织文艺演出。今天的联欢活动也将在这里举行。

舞台上方挂着一幅横标：全国部分知名作家与香堂村民联欢会。

舞台正面挂着投影幕，上面放着卡拉OK的画面。

大厅里摆了17张桌子，上面摆好了餐具。显然，作家们就要在这歌舞升平的环境里与香堂村人共进午餐了。

大厅正中央，几张方桌对在一起，上面铺着画毡，放着笔墨纸砚。不一会儿，作家们要在这里挥毫泼墨。

这个歌舞厅真是太大了，尽管摆了这么多桌子，还有很大空余的地方。

香堂村人向作家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热情、真诚、友好与大方。

人到齐了，各就位。

张文山宣布坐次：每桌坐10个人，其中6位香堂村人，4位作家。

张文山说，这样安排，是让作家们真正走近香堂村的老百姓。

不一会儿，联欢和各项活动同时展开。

张文山首先高歌一曲《敢问路在何方》，唱得很有底气。

河北“三驾马车”的其中两位，谈歌和关仁山，可谓多才多艺，行草写得流畅遒劲，出手不凡。来自新疆的青年作家北野、来自宁夏的青年作家陈继明，都是现代派的书法家。他们都大显身手了。

雷抒雁、白描两位副院长，也是书法家。他们都留下了自己的墨宝。

一位作家还写了一幅藏头藏尾联：

文化溢香

山村天堂

上联的首字“文”，与下联的首字“山”组成了书记“文山”的名字；上联的尾字“香”，与下联的尾字“堂”，组成了“香堂”村的名字。内涵是，张文山书记带出了一个新香堂。

张文山很快看出了门道，他说，这有点儿过了，我没那么大功劳。

作家们把签好名的书送给了张文山。

张文山接过厚厚的一摞书，说，我平常忙得没空看书，但作家亲笔签名的书，我一定要好好看看。

有些音乐细胞的作家们争先恐后上台演唱。

吃饭的时候，作家们与香堂村的党员推杯换盏，进行着友好的交流。

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场面。

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太和谐。

因为他们从外在到内在都有很大差异。

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作家们，在车上谈的还是福克纳、普鲁斯特、博尔赫斯、大江健三郎。谈的是主旋律、新写实、批判现实主义和后现代派。眼下的话题与车上差距甚远，但他们很快与香堂村人找到了共同话题，而且谈得很和谐、很投入。作家们有的出生于农村，有的始终从事农村题材的创作，与农民一脉相承，情感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即将离开席位的时候，我发现有些作家已经有些恋恋不舍了。告别的时候，不管是作家，还是香堂村人，眼里都含着泪花。当我看到两位土改时期入党、现已80多岁的老党员，站在门前，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向作家们告别的时候，我的流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

作家们谁也没有想到，这次香堂村之行，会有如此刻骨铭心的感受。

最后一项内容是到苹果园里采摘。

作家们要上车的时候，张文山书记大声说：“我有事，就不陪你们了。香堂村有的是苹果，你们就敞开摘吧。”

采摘是香堂村旅游的一项很有情趣的内容，对作家们更具吸引力。城市出身的作家，基本上没有什么到果园里采摘的机会，农村出身的作家，家乡不一定有果园。也就是说，这些作家们大部分是第一次享受亲自到果园里摘苹果的待遇，而且是集体活动。所以，都跃跃欲试、兴高采烈。

有人唱起了20世纪70年代朝鲜电影《摘苹果的时候》的插曲，年轻一些的不会唱，也跟着哼哼。

一时间，果园里变得热闹起来。

满载而归的作家们，一路上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之中，《摘苹果的时候》的歌曲在车内回响。

作家们说，香堂村太美了，香堂村人太好了，张书记太好了。

也有人幽默地说道，我们这么多人，跟鬼子进村似的，又吃又喝又拿，可我们能给香堂村做些什么呢？

事隔4年多了，1500多个日日夜夜过去了。

当年的作家们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也都希望能再次到香堂村看看，看看香堂村的老百姓现在的生活、看看张文山书记。

这个愿望的实现理所当然由我来付诸行动了。

我没有与张书记相约，就驱车直奔香堂，不巧得很，张书记去城里了。我只好在电话中向张书记简单说明情况，张书记还是那么痛快地答应了。

时间定在2007年1月21日，这是个星期日，我可以休息的日子。因为从去年12月30日开始，我所工作的单位要在昌平区回龙观文化居住小区和天通苑社区进行数字电视整体转换试点工作。几个星期都没有好好休息了，借这个机会，和这些著名的作家、评论家老师聚聚，也好让自己的写作水平得到进步，一举两得的好事情。

我赶紧进行筹划，初步拿出了计划，然后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李炳银老师商量，接着又与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老师、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宗仁老师商量，得到了他们三位老师的支持，并且很快联系邀请了20多位在京的著名作家、评论家，我同时还邀请了《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文艺报》、《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改革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京郊日报》等报刊的记者朋友，希望他们也来感受一下。

1月21日上午，天公真是作美，眼下虽然是数九寒冬的季节，但却是一个艳阳高照的好天气。

上午将近10点半的时候，进城接人的大“金龙”旅游车就回到了香堂村，我在村委会大门口迎接这些“大腕儿”的到来，看见他们说说笑笑地走下车来，看来大家的心情和这个天气一样，都是十分愉快的。

他们来了！著名文学理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原副所长何西来、著名作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傅溪鹏、著名文学评论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李炳银、著名作家、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王宗仁、著名报告文学作家王宏甲、咏慷、著名作家、解放军出版社原副社长韩瑞亭、著名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原副院长袁厚春、著名作家、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石湾、著名散文家、原《十月》杂志主编张守仁、著名作家、中华文学基金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勇强……

他们来了！《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编辑王玉芳、《文艺报》资深记者曾祥书、《经济日报》资深记者苏兰、《中国改革报》总编室主任吴小雁、《中国新闻出版报》副刊部主任郭晓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歌选》主编赵祯永、《京郊日报》副总编辑郭建荣、《中国纪检监察报》记者毛东红等报刊的朋友也来了。

这些评论家、作家老师们希望到香堂来就像好朋友一样随便一些，但是简单的欢迎仪式还是要有的。

昌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福忠和崔村镇党委副书记杨志福、宣传委员张振鸿、香堂村党总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文山等领导同志来到会议室，和作家朋友们热情问好。

欢迎仪式由我来主持。

我向评论家、作家老师们介绍了昌平这方面的领导，也向昌平的领导一一介绍了评论家、作家、记者朋友们。

李福忠主任首先代表昌平区对评论家、作家、记者们的到来表示欢迎。

这位刚刚由区委副书记升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的昌平区委领导在讲话中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昌平区崔村镇香堂村走在了前列。在张文山书记的带领下，通过改革开放等一系列措施，使得香堂村产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模范试点。

香堂村党支部、村委会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带领全村广大党员群众，团结奋斗、不断创新，使香堂村的各项事业健康成长，迅速壮大。全村土地和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由集体转为个体，增强了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建成北京香堂东方书画研究、陈式太极武术馆等文化设施，营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小区新村民的入住，带动了经济发展，村民的农副产品增加了销售渠道，富裕了个体经济，提高了村民的家庭收入和生活水平。文化新村的建成，很快地壮大了集体经济，香堂村民的居住条件彻底得到改善。村内经济发展了，百姓得到实惠，让群众真正感受到党的温暖。

近几年，村民的福利待遇逐年提高，村里把村民的生活照顾的面面俱到，从幼儿园到老人、从学生到残疾人，都有生活补贴和特殊补贴。香堂的发展紧贴中央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思路，并且真正走在了前面，成为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典范。

李福忠主任希望评论家、作家们把香堂村的发展、张文山书记的开拓精神挖掘出来，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创作出优秀的作品，来鼓舞人心。

李福忠主任的讲话受到了评论家、作家、记者们的欢迎，大家给予了热烈的掌声。

张文山书记以老朋友的身份和作家们聊了起来。

他说：这么多著名评论家、作家来到我们香堂村，说明我们香堂村很有人气，也确实出名了。你们到香堂村参观采访，了解一下我们香堂村在改革开放以后发生的巨大变化，了解一下香堂老百姓的生活。看看什么是社会主义新农村。我想，你们一定会找到灵感，找到创作素材的。

张书记向评论家、作家们简单介绍了香堂村这些年的发展情况，特别是在文化建设方面和群众的根本利益方面谈了自己的见解。

张文山说，我们香堂村现在基本上达到了小康水平，群众的文化、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村民住上了三合院或130平米的大三居楼房，米、面、油、肉、蔬菜等生活用品村里都定时供应，农民真正富裕了，这都得益于党的好政策。

他还与评论家、作家们谈了文艺作品方面的话题。

他说，我特别爱看农村题材的电视剧，但是有些作品是编出来的，是人们的美好愿望，真正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很少。我盼着在座的评论家、作家们不虚香堂之行，能够写出真正的反映农村现实生活的影视作品来。

评论家、作家们一致肯定香堂村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缩影。

评论家、作家、记者们参观了圣恩禅寺、东方书画研究院以及香堂的文化居住区和村民住宅，大家感叹香堂农民的幸福，更对张文山书记由终地佩服。

中午在村里的餐厅就餐，一道道农家饭让这些作家老师们吃得很对口味。

当这些老师们即将离开香堂村的时候，我也透露了我的一个新的想法：在这本报告文学出版后，还请评论家、作家、记者老师们来香堂村参加首发式，并且要请这些老师们亲自写写香堂村。我相信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一样的，那就是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上，香堂村迈出了令世人瞩目的一大步，真正走在了前面，而张文山书记的开拓进取、求真务实的精神更会让人为之思考。

我更相信：你的情会为香堂所动，你的情会为香堂所涌！

八旬福星

香堂村的文化生活形式多样，丰富多彩。

有制度，有规律，有特点，有品位，周围三乡五里的人，都到香堂村来看过各种演出，香堂村的人气也就越来越旺。

香堂村有自己的秧歌队，大部分都是老年人。他们跟城里离退休的老年人一样，到了60岁以后，才开始人生的第二春，仿佛又重新活了一回，精神得到了最大限度的焕发。秧歌队都穿统一的服装，在街头，在巷尾，在公园，在广场，满面春风、旁若无人尽情地挥洒着香堂人的自豪与自信。

香堂村秧歌队队长巩老太太是1998年到香堂村来的，在香堂村还算个新村民，可她跟香堂村人的关系就跟老街坊邻居差不多，家家都熟，她说她这辈子最服的就是张文山书记了，佩服他有远见的头脑，有超人的魄力，是个干大事业的人。

当年，我在区委“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教育活动办公室担任督察员时，督察的单位包括香堂村所在的崔村镇。在镇领导的陪同下曾多次到香堂村参观、学习。记得我第一次见到巩老太太时，她对我讲：她来香堂村三四年的时间，香堂村一年一个样儿，香堂人的日子就像芝麻开花节节高。香堂村富裕，香堂人文明，香堂的管理、治安、人气、村容村貌，都是一流的。后半辈子在香堂村生活，那真是造化，是福气。

几年后，我迫不及待地再想见见这位热情洋溢的老人。村里的杨书记马上和她联系，没过多久，老太太就跑来了。这时身边的朋友小声地对我说：“瞧人家香堂村人素质多高，随叫随到。你可不知道，我们老家那里的人，你请他几次他都雷打不动地坐着，就是不来。”是啊！一句话的工夫老太太就跑来了。

见到我们，老太太没有丝毫的拘束，相反，一开口似乎就有说不完的话题。

巩老太太本名叫任秀贤，老伴儿是抗美援朝时的功臣，老家在河北省张家口，今年已经80岁高龄了。当得知她的年龄时，着实让在场的人都吃了一惊，80岁了啊？生龙活虎的样子怎么也与她的年龄联系不起来啊！看到我们吃惊的样子，老太太马上从椅子上跳起来，高兴地对我们说：“我还经常跳“恰恰”呢！”边说边跳，手舞足蹈的样子把在场的人乐坏了。跳罢，老太太又坐回到了原来的位置，原本有点儿正式的场合被老太太这么一“跳”，倒跳出了活跃的气氛，屋子里一下子全被大家的笑声填满了。

“我一天书也没读过，一天班也没上过，香堂村给了我第二个生命。你们不知道啊！当时没人管我，张文山书记就说了‘没人管你，我管你，我就是您的儿子。’从那以后，我见人就说没有共产党，我早就饿死了……”

2003年7月，巩老太太入了党，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香堂村人，成了香堂村的一名共产党员。

2006年7月1日，巩老太太被昌平区委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后来又被评为“区文明标兵”。在外人眼里，老太太因香堂村而生还，而香堂村因老太太的到来而日渐生辉。

作为香堂村秧歌队的队长，巩老太太尽心尽责，把秧歌队带得很出色。逢年过节，或者有大的活动，只要张书记一声令下，她就紧急行动，每次都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天长日久，香堂人觉得，见不到秧歌队，生活中就像少了点什么似的。

巩老太太在香堂村也是个“人物”了，好多人都说她是香堂的活菩萨。村里人有疾有病，有灾有难，肯定是她首先伸出援助之手。多至上百元，少至几十元、几元，甩手就拿出去，不管熟不熟，不管跟自己关系好不好，见人就帮，村里好多人都得到过她的帮助。每年，她都要为学校的学生们捐500元钱，她说：“我小时候家里穷，没上过学，所以看到电视上那些因上不起学而哭得不成样子的孩子，我就会忍不住掉泪啊！你们看我的眼睛，这都是哭肿的！所以我常常想为孩子们做点儿什么。因为我不识字，所以每次我都让我的家人帮我记下地址，然后再帮我把钱寄出去……”

这一点，我也有体会。我曾经参加过村里组织召开的村民代表座谈会，大家刚谈了一会儿，巩老太太就不见了。等她回来的时候，手里提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十来瓶矿泉水，分给参加会议的每个人。

还有一次，我和朋友到香堂村看房子。在村委会门口看见了她，她大老远就跟我们打招呼。我问她站在马路中间干什么。她说，有一个残疾人进了超市，她等着搀他过马路。

多善良的老人啊！没有知识怎么了，我看比那些饱读诗书的“理论家”强多了。

将近中午了，同行的朋友开玩笑道：“老太太，我们今天中午到你们家吃饭吧？”

“那太好了，我们家就我一个人，平时都是秧歌队的老太太们给我说说话。我做饭可好吃了，特别是我做的烙肉饼，他们吃后都说好吃呢！你们也来尝尝，家里现在正炖着排骨呢……”听到这话，老太太兴奋地说。

“不了，村里已经安排了，下次吧！下次有机会一定去您家里坐坐。”我们真被老太太的热情劲儿感染了。

临别时，村里的党总支部副书记杨香梅还与老太太跳了一圈儿的交谊舞，老太太那认真的劲儿再次惹笑了大家。出了门，老太太似乎有些不舍，只见她不时地对同行的一位朋友道：“闺女，我做的烙肉饼真的好吃，有空一定来吃啊！”

多热情、善良的老人啊！

如今，巩老太太身体好，精神头儿更好，老伴去世有些日子了，她有7个儿女，都没在香堂村，但工作都干得不错，有做官的，有搞企业的，对老太太都很孝顺。老太太规矩也很大，到月底儿女们都乖乖把赡养费交过来，每月都要有几千元的收入，可她自己并舍不得花，平时生活很节俭，儿女们给她的钱，除留下生活费用，大都接济了村里家庭不富裕的人或寄给贫困山区的孩子。她常对儿女们说，人留那么多钱没什么用，留下好的人缘儿比什么都好。

“多行善事，莫问前程，就是这么个理儿。”

巩老太太认为：我这么做人，完全是受张文山书记的影响。张书记没日没夜地为香堂村人操心，把香堂村搞得这么好，在老百姓心中威信那么高，是香堂人的榜样，也是我们新村民的榜样。所以，我能为香堂人做点儿什么，是我最高兴、最幸福的事。

第三章  天高地阔

走出去的诱惑应该是每个人心里都曾有过的，我们一方面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不受外界的侵扰，一方面又渴望着与外界的交流和得到外界的认可。如果没有了这种互动，人就会变得封闭狭隘而焦虑不安，失去了对自己的准确定位和了解。走出去，有时候非常不容易，要打破固有的习惯和规律，是一股勇气的积极挑战，是一种意识的破坏性更迭，要走出自己固有的观念，去迎面来自外力的冲击；走出去，有时候也很容易，只要心存改变的欲望，能够承受起改变的阵痛和颠覆的结果，只要迈出勇敢的第一步，世界就是一片无际的莽原，天高地阔。

大胆“走出去”，好就好在可以扩大视野，转变观念。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走出去”，新的天地自然与我们原来所处的环境有所差别。看看别人的发展，想想自己有哪些方面滞后，为什么会滞后，从而增强加快发展的使命感和紧迫感；看别人的发展，发现我们的潜力与后发优势，看到我们的前景，增强加快发展的决心和信心，从而也促进我们观念的转变，开拓创新，迎头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

星级民宅

2002年6月的一天，香堂村传出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村党总支部、村民委员会决定，香堂村民要统一组织到山东旅游。

旅游的地点：威海、烟台、蓬莱、龙口、南山。

香堂村每户出一个代表，将近400人，分五批进行。

农民旅游，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在20世纪80年代，报纸就有农民集体坐飞机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旅游的报道。当时连城里人都觉得酸溜溜的，因为他们认为旅游是一种文化行为，是城市人应该享受的事，让人想不到的是有了钱的农民竟走在了城里人的前头。

虽然都是旅游，香堂农民却跟20世纪80年代坐飞机旅游的农民不一样。因为香堂村农民旅游是村委会集体组织的，不是农民自发的，而且是全村每家每户都有代表。还有一个本质的区别那就是，香堂村农民旅游的所有经费都是由集体承担，个人无须掏一分钱，另外待遇也是非常高的。张文山特意给每批带队的人员交待：要坐空调车，至少要住三星级宾馆。

这还不算，凡是参加旅游的人，每人发一套统一的服装，一顶红帽子，一是看着整齐，能够代表香堂村形象，二是好收拢人，这么大的队伍，应该有自己的标志。张文山心很细，第一次组织这么大的旅游活动，他再三跟带队的人讲千万不能出事，要绝对保证每个人的安全，他还让会计给每个人备齐了途中的食品：面包、火腿、鸡蛋、矿泉水。

香堂村有钱了，文化新村的村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整整齐齐地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开开眼、长长见识。

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壮举。

香堂村虽然属于北京郊区，但由于过去交通不便，再者就是香堂村人手里没有钱，除了在外面工作的人，村里大部分人都没出过远门，顶多就到北京市里转一转，尤其是上了些年纪的人。

香堂村的村民们没这么集中地出过门，更没出过这么远的门。一上车，村民就有说有笑，东瞧瞧，西看看，尤其是到了烟台，看到了大海，接着又看到了蓬莱仙境，不管是老年人，还是年轻人，都很激动。

当然，没出过门的老人们也遇到了一些麻烦。下榻到三星级的宾馆，开门就很有学问，把那张小卡插上去有了绿色信号显示，门才能开，进了门，把卡插进墙上的插座里，屋里的灯才能亮。还有床头柜上的一系列遥控开关等等，都跟家里不一样。经过出过门的青年人反复教，老头儿老太太们才学会，老人们觉得很新奇，很好玩儿，然后就像孩子一样，反复地摆弄。

真不知道，外面的世界这么精彩、这么奇妙。

当时看到这种情况，张文山说：“别着急，等咱们村的居民三合院盖好了，都按星级宾馆装备，到那个时候，香堂村三岁的小孩都会摆弄宾馆里边的玩意儿。”

张文山说这话的时候，香堂村居民三合院的第一批工程快竣工了，那是他实现“城里人有的，香堂村要有；城里人没有的，香堂村也要有”的诺言的步骤之一。

香堂村人集体旅游的最后一站，是龙口市的南山。

在南山，香堂村人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南山的崛起，也是依靠房地产开发，原来这也是个远近闻名的穷村，跟香堂村人一样，也有过“吃粮靠返销，花钱靠贷款”的日子，是党的富民政策，使南山人脱胎换骨，由穷变富。近些年，通过搞房地产开发，带动了全村经济的发展，改变了南山的面貌。到目前为止，南山已经吞并了周围的9个村，村民们都住进了小洋楼，过上了小康生活。南山已经没有了农村的痕迹，其发展规模和气势，甚至比城市还迅猛。

到了威海，到了烟台，香堂村人没这么亲近过，因为那只是单纯地旅游，是玩儿。而到南山，感情就不一样了，到了这里，还要受教育、受感染，看到兴旺崛起的南山，他们感慨万分，他们从中悟出了很多很多……

与此同时，香堂村人也悟出了书记张文山的良苦用心。

如今，五年过去了，再来看香堂村人的住房，再来看香堂村人的思想，再来看香堂村人的生活，我们不得不心生羡慕——他们好幸福啊！

2002年年底，100户村民喜迁五正三厢仿古式三合院。细打听才知道，原来全村近百套仿古的三合院，都是统一设计、修建和装潢的，它既是村民们的家，也是民俗旅游一个叫得响的品牌。这片新居采用了现代与古典相结合的方式，高档次的内外装修，四个卫生间，开放式厨房，家具、厨具配备齐全。

2003年底，又有150户村民迁入了130多平方米的三室一厅楼房。迁入新房的农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他们由衷地感谢村党支部、村委会的领导为他们所做的这些好事，感谢张文山书记的远见卓识。

截至到2006年，香堂村已有三分之二的村民住上了三合院或楼房。

采访中，在村党总支部副书记杨香梅的陪同下，我们参观了农民住的三合院。走进了一户农民家里，今年80岁的陈玉珠老人，从2002年底搬进了建筑面积为185平米的三合院，到如今她家接待过多少游客，连老人家自己都记不清了。但最使她老人家难以忘怀的是，毛主席的女儿李敏、著名电影演员吕中都来她家住过。北京市的领导强卫、牛有成等都到她家视察过。我们见到陈玉珠老人时，她兴奋地说：“每天来旅游的人挺多，都上这儿来看。您看现在这吃水也甭出屋，厨房、洗澡间、卫生间，你说我们有多享福！”

看着幸福慈祥的老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正像香堂村孩子们唱的儿歌那样：“张文山，不简单，简单不是张文山。”

卖地风波

山东之行，尤其把终点选择在南山，的确是张文山一次“别有用心”的策划。

话要从头说起。

2000年7月，北京太伟集团公司来人到香堂村考察土地，他们看上了村西北方向的近1800亩地，其中一部分是耕地，一部分是干涸的河套和半山坡地。他们计划买下这块地，要建一个规模空前的高尔夫球场。

北京太伟集团公司开价1900万元。

这的确是个很诱人的数字，香堂人没富裕到跟钱有仇的地步，但张文山却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因为在这1800亩地中，有100亩地已经承包给了个人，有的栽了果树，有的种了庄稼，地里有井，旱涝保收，农民已经尝到了甜头。在他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把承包出的地从他们手里收回来，恐怕这工作不是那么好做的。还有，除了村南的1500亩果园，加上搞房地产的地，香堂村民手里就这么点地了。说实话，张文山自己心里就有些舍不得，这事就这么搁下了。

但太伟集团公司没有放弃，他们还是惦记着香堂村的那1800亩地。2002年3月，又一次派人来跟张文山谈判。

这次，太伟集团公司怕张文山不同意，就把崔村镇的领导一起带到了香堂村，让镇里的领导帮助做张文山的工作。

镇里的领导对张文山说：“这是一个很难得的机遇，搞成了，一定能够促进香堂村的招商引资。”

张文山坚持说：“这我倒想过了，但就怕老百姓通不过。”

镇里的领导一针见血地说：“恐怕你这就先通不过吧？”

张文山不得不承认：“说实话，我心里是有些顾虑。我们把地都卖了，承包人会不会怨我们，香堂村的子孙后代，将来会不会骂我们？”

镇里的领导说：“你想没想过，你错过了给香堂村招商引资发财致富的机会，老百姓同样会怨你、骂你。况且，香堂村搞房地产已经卖了地，不也没人骂你、告你吗？”

张文山没有说话。

镇里的领导进一步激张文山：“我看你就是思想保守，回避矛盾，怕面对香堂村的老百姓。”

这一激将，张文山果然火了：“什么？我从小生在香堂长在香堂，活了快60岁了，什么时候怕面对过香堂村的老百姓。”

张文山就这脾气，火一点就着，这地我还非卖不可！我要让你们看看，我张文山是不是怕面对香堂村的老百姓。

张文山这一火，太伟集团公司的领导和镇里的领导都乐了。

决心倒是下了，但当天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谈判。张文山中午没顾上吃饭，就到那1800亩地里走了一遭，看了村民承包的地，看了河套，看了山坡。然后，一个人坐在山坡上，出神地审视着脚下的土地。一时间，他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他想到了村民们在这片土地上撒下的汗水，想到了承包人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接着又想到了这片土地的未来。

回到村里，他找了几个承包人，问了问他们所承包的土地，一年究竟能给自己带来多大效益。接着，他认真地算了算账，心里有谱了。第二天的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钱。

张文山张口要价3000万元，这个数字是他经过多方论证得出来的。

对方把价钱压到2800万元。

张文山没那耐性：“2900万，少一分钱也不行！”说完站起来就要走。

通过几次打交道，太伟集团公司的领导深深领教了张文山的脾气，知道他在香堂村老百姓当中的威信，但又觉得他要价太高，说：“2850万行不行？”

张文山还是那句话：“2900万，少一分钱也不行！”接着又补充说：“我张文山不是斤斤计较的人，可这不是我个人的地，这关系到香堂村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我是村里的书记，我必须寸步不让地维护他们的权益。”

听张文山这么一说，太伟集团公司妥协了，2900万元成交。

双方签定的合同上写着2900万元分四期付款。第一期为1200万元。张文山又提出在合同上加一条：要保证香堂村100人就业，每月工资不少于500元。

晚签了一年合同，香堂村人多挣了1000万元，增加一项合同条款，100名失地村民上班挣工资，没了后顾之忧。

精明书记张文山，大事小情滴水不漏。

2900万元的合同签了，可张文山并不轻松。那天晚上，他很早就躺上了床，但他却睡不着，嘴里自言自语磨磨叨叨。老伴问他一个人瞎嘟囔什么，张文山不回老伴的话，接着一个人继续嘟囔。就这样嘟囔到了两点，老伴早就呼噜上了，他还没睡着，闭上眼睛眯着，还是睡不着。

他索性穿上衣服去了办公室。

张文山是会计出身，他半夜三更跑到办公室来是算账的。可以说，这账是为香堂村的土地承包人算的。所卖的1800亩土地中，实际130多户承包人，占香堂村户数的四分之一还要多，少的承包几亩，多的承包几十亩。这些承包家庭多是靠土地吃饭，收了土地，等于剥夺了他们的饭碗。所以，应该给予他们超出土地产出效益的回报。这样才能证明，村党总支、村委会，是代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的。

算来算去，张文山算出了一个对承包人十分优厚的政策：按承包期的年限，每亩以年产出量的80%支付赔偿款，一次性付清现金，不打一张白条。

这样算下来，有的承包户，一次性就可拿到赔偿款十几万元。这个数字，是土里刨食远远生产不出来的。

算完账，张文山很得意，他伸了伸腰，朝窗外一看，天已经大亮了。

吃过早饭，张文山召开村干部会，公布了自己的方案，大家一致同意。

接着，又召开群众大会，谁知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人不同意，尤其是土地承包户。

有人甚至在会上就说：“这是国家的地，承包给我们是有法律保护的，你们不能说收就收。”

有人跟着附和。

有人公开表示，死活不交地。

有人保持沉默。

这次群众大会，几乎是不欢而散。

第二天，村内的电线杆上出现了小字报，内容是你们把地卖光了，让我们怎么活？一句话，抗议交地，看你张文山能把我怎么样？

“文革”过后20多年，香堂村第一次出现了小字报。好家伙，来者不善！

在农村当了几十年的干部，张文山深知农民的思想工作最不好做，这也正是他久拖着不肯卖地的原因，但他没有想到，群众的抵触情绪会这么大。

以食为天

民以食为天，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

土地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础的资源，中国农民祖祖辈辈跟土地有着生死相依、化解不开的感情。

几千年来，中国农民以他们的辛勤劳作，延续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中国最后一个汉族王朝创建者朱元璋，在回顾自己家乡安徽凤阳的农家生活时写道：“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里人缺食，草目为纲……”

在历朝历代的皇帝中，朱元璋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尽管他深知农民的艰辛，但并没有结束农民的灾难。

中国世世代代的农民都离不开土地，农民与土地的感情与生俱来。但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土地并没给农民以命运的转变。

20世纪50年代初期，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顺应民心，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得到土地的农民欢欣鼓舞，欣喜若狂。而到了50年代中期，随着合作化运动的掀起和人民公社的成立，刚刚分给农民的土地又被重新集中起来，农民失去了对土地的支配权，农民的劳动热情急剧下降。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的经济建设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农村的生产力严重萎缩，农民的生活水平低得可怜。

1962年实行生产资料分别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形成以生产队的集体所有制经济为基础的生产管理制度。生产队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按照各人所得劳动工分折算取得劳动报酬。社员可种植少量自留地，并经营少量家庭副业。

虽然实行以高级社为核算单位，统一按劳动工分进行分配的制度，但是，它采取的却是夏秋预分年终决算的办法，即当社员平时生活需要的时候，可先向合作社临时借支，临时借支的数量，不按劳动工分的多少，而是根据生活的需要情况由社员本人提出，经领导批准后付给。

这种生产队的体制没有充分地调动和利用农民从事集体劳动的积极性。首先，在资金短缺的情况下，中国采取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农业部门担负着为工业特别是重工业提供资金的职能（主要通过“剪刀差”形式），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被人为地压低了。实际是以牺牲农民的利益，来达到发展工业的目的。其次，社员个人在生产队中的劳动虽然能够取得集体成果，但劳动的提供者没有办法排斥其他成员也参与集体成果的分享。集体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公共品性质，集体生产被“免费搭车”现象困扰。再次，生产队主要种植粮食作物，但粮食分配办法是先扣除“口粮”（每个社员都能够享受的固定数量的粮食），剩下来的部分才按照“工分”（社员提供给生产队集体的劳动的度量指标）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方式进一步降低了社员集体劳动的积极性。又次，由于不能从监督中得到相应的好处，生产队干部没有监督社员劳动的积极性。对事对人的监督，容易引起直接的对抗,干部的工分不能拿得过多，否则干群关系处于紧张状态,监督的成果不具有排他性，干部只能得到按工分来计算的份额，干部还不能从认真监督中获得职位升迁的机会。最后，家庭经济的范围尽管有限，但劳动成果都是自己的，社员愿意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家庭生产活动。这样，社员的劳动要在集体经济与家庭经济之间进行选择。

由此，农民失去了最起码的劳动热情，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一首顺口溜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状况：干活磨洋工，拉屎三个钟；一天拉三遍，拉完就收工。

从农民的角度看，在生产队干活是为多挣工分，从收成里多分粮。农业收成是全年农活的综合成果。即使是单干，也不能定量分析出某天某项农活对收成的作用。在生产队，十几人或几十人混在一起干活，没人能知道每人每天干的活对最终产量有多大贡献，因此时间长短是工分的主要评价标准。谁不愿意少出力，多分粮？谁愿意出力养活那些懒汉？

因此，在这种多劳不能多得的情况下，其结果只能是“出工不出力”。

对此现象，也可以理解，因为那时的农民对土地失去了应有的热情。反正又不是自己家的，爱种不种，爱长不长，受穷大伙儿都受，又不是我一个。

1978年12月，结束“文化大革命”两年多的中国社会在政治上发生了巨大变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农村改革提供了前提，在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支持和推动下，1980年到1984年，中央连续发了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业和农村问题，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没有过的。从1980年开始，一个叫“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新政策逐步形成，并在全国推开，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得到了一种新型的确立。1984年农村工